成都，這歸蜀之路的里程何其遙遠，其間跋山涉水，旅途勞頓自不必說，但是楊青剛剛回到成都，就馬不停蹄的接手了監察院成都衙署的公事，卻是不肯有片刻地閒散，不肯有絲毫地懈怠。　只因對楊青而言，入仕為官僅僅是他達成人生抱負的必由路徑之一，踐行學術、純粹學術以臻於聖人之至道，才是他畢生地目的和最大的追求，而處置監察院成都衙署的公務，即是踐行自身學術的一個過程，他又怎肯懈怠散漫？正因如此，楊青的儒士本色，並不因其入仕為官而有所異化和改變，以前和現在，都始終如一。　說到底，中土儒學在根底上，本就是非常講究入世踐行的一派顯學，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儒生。　方才是真正的儒學之士，舍此而外，皆是偽儒！

若是純以儒士地態度看待西北政治，包括楊青本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不可能全盤認同西北幕府的種種施政舉措，更不可能全盤認同平虜侯的諸般言行。　但這並不影響他個人以入仕為手段踐行自身學術，而不是象東林黨人、復社中人或者泰州學派儒士那樣。　因為政見分歧，便以較為激烈甚至可能是極端的手段，與當局柄政者角力和對抗，很難互相退讓、彼此妥協。

許多西北儒士，包括楊青在內，雖然並不怎麼認同平虜侯治下的幕府政治，但‘以天下為己任’的這些儒士。　通常都會認為他們身為‘讀書人’（讀聖賢書地儒生），應該將匡正西北幕府的施政過失，糾察平虜侯治下昏謬、暴虐、冷酷、荒唐之政地責任一力承擔起來，以大無畏之心，不畏強權，不懼威武，不憂貧賤，不陰富貴。　為生民立性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

前年（甘霖三年），也就是京師變亂、新皇登基之後的第三年，西北幕府大舉西征前夕，西北的律例法令又有了一次新的變革。　增刪更訂了許多律法條例，其中主要部分涉及到了審理院、刑法曹、軍府大斷事官以及提刑按察行署、審理行署等法司的許多職掌和審案、斷案章程。　譬如西北諸法司的審案斷案章程，在律法條例中原本就有比較嚴格的規定，比如每一次地斷案，要有審理院官吏、監察院官吏、懷仁社儒士或者軍功爵士、民爵士等官吏公士人等參與其中，且必須三人以上到場，與法司主審官一起同堂會審；再比如，法司斷案之時，除外涉及機密的案件，都允許鄉里父老、里正甲首、報房的‘探事人’‘打聽人’等各色人等到堂聽審。　等等。　而在甘霖三年新增加的一條律法。　就是諸法司審理判決的各種‘訴’（爭刑曰‘訴’）、‘訟’（爭財曰‘訟’）官司，只要不涉及西北幕府的機密。　就必需在時限之內將詳情一併公佈於眾，其中就包括了完整的相關案情來由、‘兩造’（原告、被告）對質以及證人、仵作、訟師等相關人等的陳述和申辯、法司主審官‘判牘’中地斷案判詞及主審官斷案所依據的具體律法規條。　這一條律法，其實是監察院和‘懷仁社’的儒士們力圖利用‘輿情’來制約官吏縉紳、豪強大姓、地主商賈，意圖抑強扶弱的一次新嘗試，在他們的不懈推動之下，平虜侯亦是‘從善如流’，儒生們的‘合理’建言在甘霖三年頒佈地律法中，大體上都予以了採納——官吏縉紳、豪強大姓、地主商賈，若有怨憤仇恨，其矛頭也自然而然指向了西北儒生，至於從善如流的平虜侯卻是因此而‘置身事外’了。

當然這些亦不須細說，大抵在律法條例增刪更訂的同時，監察院所屬的巡訪使、查訪使、風聞使等監察官吏，以及軍功爵士、民爵士、‘懷仁社’的儒生，原來就已經擁有的巡訪各地民情，糾彈不法情弊的權力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擴張，他們可以在律法允許的前提下，有權巡視監獄、礦坑、農莊、牧場、果園、作坊等各處，糾彈不法，匡正弊病。

監察院甚至為此還專門編纂了每月一刊的《巡訪查察指南實錄》，以指導監察官吏、公士和儒生在巡訪各地民情，糾彈不法情弊時，增加其巡訪查察地針對性、目地性和有效性，另外監察官吏、公士和儒生的巡訪查察屬於公務，所以還需擇期公佈巡訪人地呈狀手札以及相關的呈報文書。

自甘霖三年以來，監察院官吏的巡訪查察，主要以監獄、礦坑為主，兼顧農莊、牧場、錢莊、銀莊等其他各處。　這是因為監獄、礦坑發生的種種暴虐不法之事最為集中，民怨也最為集中。

楊青歷年以來明察暗訪，光是在他的手上就辦下了不少震動巴蜀，甚至整個西北的大案。　他自然非常清楚，現在每一次的巡訪，都可能潛藏著莫測的兇險，甚至可能會危及他的性命——那些做賊心虛的人，搞不好是會狗急跳牆，極有可能鋌而走險。　以暴戾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