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本世紀（二）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計程車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計程車大夫，所以積極支援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準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註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