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母牛用角頂了猿兩下。這猿跑了。朱沒敢顧4頭牛，就往山下跑，跑了一段，回頭一看，見那類人猿沒有再跑，站在山上正用手抓癢。……這份內參中，還列舉了赤腳醫生陳續明發現猿窩並撿回猿毛，以及民兵上山搜查未發現猿但又找到一處猿窩和一根毛等等情況……因之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與野人搏鬥者”。幾十年後的今天，老人家身體仍很硬朗，每逢旅遊旺季，殷洪發都會在房縣新開發的“野人洞”旅遊區，和遊人合影。

1974年，這些情況很快逐級上報到了中央，中央有關負責人批示：請中科院速派人赴實地考察，瞭解真相。當時的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過興先連夜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動員中科院一切可以利用的有關力量參與研究工作，並委派汪松、馮祚健、全國強三位助理研究員赴實地調查瞭解。據報道，1974年7月24日到8月16日，中科院“野人”調查小組由李建陪同，在房縣地區進行座談，並觀察了殷洪發與“野人”搏鬥的現場及“野人窩”，收集了部分“野人”毛。

在還沒有回北京對所謂的“野人”毛進行科學鑑定之前，調查組對所瞭解的情況已經有所疑惑。關鍵點為兩起發現“野人”事件，都只有一個當事人，所述的具體情節前後有出入，真實性可疑。馮祚健認為，至少有三點無法解釋，首先，如果怪物是食草或雜食動物，為什麼冒險去接近異類？其次，如果這個怪物是食肉類動物，撲向異類的目的當然是獵殺對方，但它卻直奔獵槍而去，並和朱國強反覆爭奪，朱逃脫後也不追趕，其目的何在？再次，包括人在內的絕大多數動物，都不可能在突如其來的巨大聲響下毫無反應，但這怪物卻能在槍響之後仍然若無其事，那幾頭牛居然也無動於衷（暫且不說這個怪物有沒有驚著牛）。這些舉動都不符合動物行為學的理論。

帶著滿腹疑雲，調查組返回了北京，投入到“野人毛”的鑑定工作中。當時的毛髮鑑定結果為不支援有“野人”存在。這兩位科學家後來成為否定派的重要人物。

在事情的另一面，眾多當事者仍相信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當事人孫希清先生是房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幹部，當時是縣工作隊的工作人員。他給記者回憶說，1974年那時候，他是接到同事官玉林的報告說，橋上的群眾因為害怕“人熊”不敢作農活了。5月15日他到實地走訪瞭解情況後，　報告工作隊上級領導李建，李建意識到其中的價值，這才有了後來發生的一切。

孫希清先生說：這些發現者都很憨厚，都是純樸的農民，從人格上不可能說謊，也沒有說謊的理由。再說1974年，正在狠抓階級鬥爭，也沒有人敢對組織亂說話。

孫希清先生至今仍是堅定的肯定派，他堅信這東西有，是什麼？有待確定。

孫先生開始不願意接受筆者的採訪，後來礙於陪同我採訪的幾位當地朋友的面子，勉強說了起來，這位老人卻是越說越激動，他逐一反駁了人否定派的幾個論點，認為這些“科學家不科學”，難圓其說。而另一位重要當事人，後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建先生，更是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考察“野人”。李建，原名何士通，1943年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1944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74年，時任鄖陽地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建，採訪了當代第一個與野人搏鬥的農民殷洪發，寫出了“在人與猿搏鬥中，房縣發現活著的人猿”的報告，從此，他的生活與“野人”考察再也沒有分開。1984年離休後，李建擔任了中國野人考察研究會第一執行主席和秘書長。

有關神農架“野人”的第一次正式的科學考察，正是從1976年湖北鄖陽地區宣傳部長李建同志向上級報告神農架林區六位領導幹部路遇能兩腿能直立行走的“毛人”或“野人”引起的。

1976年5月14日凌晨1時許，神農架林區黨委政府的幾名領導幹部從十堰開會返回神農架，當吉普車經過海拔1700米的椿樹埡時，司機蔡先志突然發現；前方道路上有一個奇怪的動物正佝僂著身子迎面走來。幾個人在三到五米處和“野人”對峙了幾分鐘，這是到目前為止，與傳聞中的奇異動物相距最近，持續時間最長，目擊者行政職務最高的一次目擊事件。

當時，他們六個人手中既沒有可以制服這種奇異動物的器械，也無法把這個過程真實紀錄下來，只能靠講述再現當時的驚奇一幕。這6位目擊者一致認為：這動物肯定不是熊，更不是猴子、羚羊等動物，而是以前從未見過的十分奇怪的動物。幾天後，1976年5月17日，一封內容長達884個字，由當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