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話是戰爭年代說的，他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一個沒有文化的教育機制，是什麼呢？我們現在可以說：一個沒有文化的教育機制，就是一個愚蠢的機制。單是愚蠢，沒關係，問題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聰明極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試題考學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這麼多的問題，難道管教育的就一點沒有意識，還認為自己很成功？近年來，在談到教育發展時，教育主管與高校，往往都說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次要的，是發展中的問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並可以拿出很多證明“教育繁榮”的資料和事例。比如說高校的合併，很多學校原來是條塊分割、各自為政，重複建設、資源浪費現象嚴重，現在經過調整、合併、合作、共建，“管理體制已經理順”，“規模效應已經顯現”。包括你現在所在的清華大學，就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清華一起合併的結果。還比如說，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達到2000萬在校生規模，毛入學率近20％，這為多少學生創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可能有很多人並不贊同教育現狀一塌糊塗的評價。

陳丹青我們都在說一切問題來自體制，但在現實中，體制變成每所學校、每個人身上的體制。我們的每一舉動，直接體現為體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體制！

體制最大的問題，就是當它出了問題，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沒有辦法。兩個月來，教育當局沒有人出來辯護或解釋教育政策，沒有人出來批評我的意見，指出其中的錯誤。我願意相信，管理大學的領導層都知道發生了問題。徐友漁點出了根本：他所見識的學校領導，都對教育界的種種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評起來，“鞭辟入裡”。

其實，看到了，或者沒看到，都沒關係，就怕不願意看到，不願意承認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當政的位置上，也著急的，怎麼把教育搞好？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我的底線是不願懷疑當局對教育所做的努力，因為我不相信會有任何一個高層領導存心要把教育搞壞。

熊丙奇我曾經問一位小學校長，我們的小學生現在為什麼學得這麼難？這麼累？為什麼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題、難題？他說，只有讓孩子見慣了各種題型，才可能確保考出好的成績。他說，我們也知道這不對，可是這種情況至少在幾年時間內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上級部門考核我們的是什麼，社會考核我們的是什麼？是升入好學校的比例，是參加統一測試的成績，我們只能用這種方法來考核老師。老師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來，否則你就不是好老師。

作者補記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在《看陳丹青憤怒拷問中國研究生招生體制》一文中說，陳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並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發現，要有多大的膽量才能說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裡同意他的意見，不過，每當他在會議上發言完畢，周圍便一片沉默，或者話題隨即轉換。沒有一位領導對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評，個別領導還會鼓勵他把想法講出來。但顯而易見，可能不會有領導和他站在一起，為改變現存的不合理狀況而鬥爭。這實在是我們面臨的悲劇，對我們的生命，對我們的事業最大、最深遠的悲劇。（《看陳丹青憤怒拷問中國研究生招生體制》，徐有漁，《新京報》，2005年3月25日。）

第11節：一級行政機構

熊丙奇高校合併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結果，合併也自然成為一種政績。大學其實成了一級政府，學校也就是官場。

陳丹青是的，但我不懷疑這代領導人改善教育的迫切願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經濟領域，在外交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辦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學，一級行政機構

行政規律代替了學術規律。從校長到處長、科長，到院長、系主任，一級管一級，行政權力占主導地位，取代了學術權力。大學教授沒有治學權，沒有治校權。這難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長官。

一年多來，李教授一直氣不順。作為海歸，他第一次去見校長，就讓他等了兩個多小時，校長約見他的時間一再被推後，要他耐心等待。事後，他知道，校長正在接待一個上級部門的科級幹部，商談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麼也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是這種地位，事先約好的事會被硬生生地推後。對方不就是一個科長麼！

今年，他終於明白了這個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長大人的苦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