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迷牆》

作者：佚名

第1節：序

體制與人，人與體制

……讀熊丙奇《體制迷牆》

陳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這本書，連同他上一本專著《大學有問題》，給我們的大學教育算了一筆清清楚楚的糊塗賬。

說它清楚，是因為其中搜羅列舉了當今大學幾乎所有層面的問題，簡直是一部“百科全書”，凡在職在校大學師生日常熟知的種種弊端、惡跡、醜行、怪現象，書中都有翔實的交代與評析。卷首那張妙不可言的《大學利益結構圖》，更是當代教育研究的珍貴資料。

說它糊塗，則書中的議論者雖然提呈了大學教育的症狀與處方，可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卻是無解的、被懸置的……誰造成這一切？誰願意出面辯護？誰承擔責任？最後，誰能夠改變局面……然而問題可能真是無解的，只能被懸置：在議論者口口聲聲的教育“體制”中，確實看不見“人”，即便當議論的內容幾乎對準具體的“人”，焦距便會自動模糊、閃開，迴向那作為全景觀式的教育“體制”。

我並非是在苛求本書的作者，相反，書中有那麼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儘管十六位發表意見的人士同樣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體制中站出來、找同道、做採訪、發議論，又將紛雜的議論煞費苦心作出梳理、分類、註釋、評點，便不可能呈現出書中令我們觸目驚心的“體制迷牆”。

大家都在議論體制。有待追問的是：人與體制，體制與人，本來應該是什麼關係？如今又是什麼關係？在我看來，不論這體制被稱為是“行政”的、“管理”的、還是“教育”的，總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處於空前曖昧的位置：作為制定者，“人”被隱去面目，難以指認；作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萬萬希望被教育體制接納的人……都明白：必須解讀體制，進而佔有它、利用它。因此，我們受制於體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現存體制是所有教師存活的飯碗（而不見得是志業），也是萬千學子追求的飯票（而不見得是教育）。按理說，“人”進入體制原本是為了實現自己，結果人人發現自己被實現為體制。

這是一種可以稱之為“非人化”的體制。當我們翹首回顧……不論是試圖推諉抑或奮起責問……我們都撞在體制這堵牆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夠求助或與之說理的“人”。於是我們以不同的心態指著那看不見的牆面叫道：一切都因為“體制”！

而那牆面上密密麻麻的磚塊，顯然就是我們自己……眾所周知，在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體制格局中，人人必須“找人”。你找了人麼？你找對了人麼？不然，你如何有效對付高考、畢業、留任、評職、晉升、提拔等等等等一連串游戲規則？看來，這非人的體制並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緊緊依賴並牽制著體制……十多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體制以教育的名義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們難以找到為此負責的“人”，豈不意味著人人都有責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今日大學教育的種種問題，便是“活該”！

這是中國現代教育史從未面臨的奇境。

教育家辦教育的時代，也隨風而逝。北大校長好幾位，我們說來說去還是首倡“學術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長的權位開一代辦學新風，這風氣雖則早已蕩然，畢竟還是遙遠的美談：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聯大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大人物相與辦學，實亦“人治”，不然西南聯大艱苦卓絕而人才迭出，又何從談起。至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輝煌與短命，先是王國維、梁啟超相繼謝世，其後烽火離亂，畢竟還有陳寅恪與吳宓在……

政治強人的人治，或是歷史與國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則是國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週末》公佈當今學子評選百年傑出大學校長的名單，前數名便是以上幾位早已作古的民國教育家，還加上20世紀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適之。參與評選的年輕人誰曾親身蒙受以上校長的恩德？況且昔年的大學實行哪種“體制”，我們未必清楚、未必記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記得那幾位卓越的“人”。

現在呢，現在的教育局面弄成這般繁榮而荒涼，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轉來，諒必也是一籌莫展，便是再強的強人怕也無計可施。歷史的進退，誠哉此一時也彼一時：在健全制度的過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們又走到歷史的另一極端……平心而論，“人治”的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