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隨後，“出身貧寒，起於州縣，周知民隱。而又生長於廣東僑鄉”的丁雨生指出“查閩粵之人，其赴外洋經商傭工者，於暹羅約有三萬餘人，呂宋也有二三萬人，加拉巴約有二萬餘人，新加坡約有數十萬人，檳榔嶼約有八九萬人。新老舊金山約有二三十萬人。”建議朝廷“妙選使臣，分駐各國，或數國兼遣一使，或一國專遣一使”。他還陳說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土之情款”，則中土出洋之人，必繫戀故鄉，這樣“中土就多得一助”。

雖然有少數地方督撫大員表示反對遣使，但由於洋務派首領曾伯函、左季皋、李紹泉等人的極力贊同，加上西方列強的壓力和勸誘，總理衙門最終決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選問題上頗費周折。當時，傳統觀念仍深深地影響著大多數天朝官吏。他們多不屑從事外交，甚至對出使外國視為畏途。彤郅十三年郭筠仙被任命為乾國駐英公使，其友人李鶴年和馮玉驥極力勸他不要到“蠻夷之邦”。洋務派官員則擔心中土缺乏可充當使節的人才。對於人選這一問題，丁雨生有獨到的見解，他在《海防條議》中說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時局之艱鉅，不必復計資格之有無”。彤郅七年，丁雨生獨具慧眼，將出身秀才的李丹崖推薦給兩江總督曾伯函，建議派李丹崖隨容宏前往外國考察。光旭元年，丁雨生又推薦李丹崖出使外國。李丹崖先後到了法國、英國，後來署理駐德大臣，兼充出使奧地利、義大利、荷蘭大臣等，成為當時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雨生選才的目光還投到僑胞之中，“現在新加坡俄國領事，即中土番禺人胡姓（胡璇澤），新加坡十數萬僑民皆聽胡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