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定位導航和全程海軍護航體制的時代，商船和水手的損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寧願出錢僱傭外國商船為其冒險運貨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總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國使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族對大海更多的是一種敬畏而不是依賴。農耕經濟的完善令統治者內心裡最關心的是如何提高單位土地的產量、盡力減小荒年對收成的影響以及保持對農產品運輸至關重要的漕運的暢通無阻，海外貿易實在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再說大乾帝國向來沒有什麼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運輸線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國家那樣性命攸關。因此，這個古老的民族，從內心裡缺乏海洋意識，也就不會存在多少發展近代海軍的土壤。

農耕文明狀態下的大乾帝國也並不是沒有重視海洋的時候，不過，海軍艦隊更多體現的是個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識，一旦主事者“換屆”，新上來的不具備這種意志，那麼對海洋的重視甚至是興趣也會戛然而止。

長年農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古訓使得大乾帝國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過在7000萬兩白銀上下浮動，貿然加賦是要冒著天下造反的危險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結餘也就這麼點兒，而海軍是公認的“貴族軍種”和“吞金巨獸”，大乾朝廷每年結餘的數百萬兩就算全都投入進去也無異於杯水車薪。

錢不夠用的時候能用的方法無非只有兩種：開源和節流，但是作為一個農耕意識濃厚的民族對於加賦是極其反感的。加賦就意味著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賦的話，“開源”基本就沒有可行性。

那“節流”是不是行呢？當然不行，因為財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專案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牽涉到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八部子弟和內務府的那一份是萬萬動不得的，這一動他們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軍餉也是別想的，雖然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鬧事的本事還是有的；長江、黃河流域的百姓盼著治河經費；災民指望著賑災款；官員們的俸祿、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種種開支。在這些傳統部門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製造局這樣的洋務部門就形同“想要分財產的後孃養的”，自發形成了一種本能的敵視心態，所以一有機會就群起而攻之。

自從洋務運動展開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對洋務派的攻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攻擊並不能簡單的歸結於“洋務派妥協賣國”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舊”。而是包括手裡掌握著輿論權柄計程車大夫階級在內的全體大乾帝國人不明白海軍是用來幹什麼的。

既然不明白創辦船廠、建立海軍是幹什麼的。同時這些又牽涉到諸多油水頗多的“配套設施”，比如煤炭、鋼鐵、電報、鐵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撈，自然會遭致各界的懷疑和非議，尤其是以“罵人”為本職工作且掌握輿論話語權的言官御史。

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在於：洋務派不容於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從事洋務者往往被認為是“事鬼之徒”（等同於賣國賊）。這種觀點貫穿洋務運動的始終，海軍可以說是全社會的眼中釘和肉中刺，每當國家“銀根緊縮”，節流經費的“快刀”第一個砍向的就是“花錢大戶”海軍和其有直接聯絡的造船機構，與戶部和地方爭奪經費成了北洋水師締造者李紹泉、歷任船政大臣和江南製造局總辦任內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費在這種毫無意義的扯皮之中。進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軍、造船工業乃至整個洋務運動之上。

大乾帝國造船工業遭到的漠視本質上是因為整個民族沉醉於過去曾經擁有的輝煌和驕傲、對新生事物的漠視以及農耕民族對海洋固有的畏懼心理作祟、海洋意識缺失的必然結果。在這種大環境的限制下。大乾帝國造船工業乃至洋務運動的程序的舉步維艱也就不難理解了。

林義哲很早的便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一直試圖從中央層面來推動改革，但卻因為行事過於操切，激起了強烈的反彈。雖然有兩宮皇太后和敬親王撐腰，也是難以招架，而在他英年早逝之後，海軍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放緩並趨於停頓了。

而林逸青透過一年的巡視海防和同北京城裡的權貴接觸，深刻的瞭解了這一點，決心吸取林義哲的教訓。用另外的“曲線救國”的法子，來達到推動改革，加速海軍建設乃至洋務運動的目的！

這第一步，就從換掉船政關防，利誘一位郡王來船政當招牌入手！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把既得利益階層拉進改革者的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