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建造鐵甲艦預做準備。”

“那樣的話，只怕要另選廠址，再開新廠了。”何儒章沉思道。

“船政總理天下造船事務，本就不是僅建一廠便完事了。”林逸青提醒何儒章道，“船政設廠本非一廠，而現在之馬尾廠選址本為不當，不能建造五千噸以上之船，莫不如趁此機會，再設一廠以造鉅艦。”

“那這新廠廠址，設在哪裡為好？”何儒章問道。

“我此番巡視海防，便已暗中留心，”林逸青道，“在旅順青泥窪口設廠，最為適宜。”

“在北方青泥窪口設廠？”聽到林逸青的建議，何儒章吃了一驚。

“船政設廠，本不必拘泥南北畛域，要不然，這‘總理船政’四字，便白叫了。”林逸青微微一笑，“而且，這船政的關防，也該換一換了。”

“是啊！我以前還不知道，這船政的關防，竟然是木印，還是自己刻的。”何儒章有些奇怪的說道，“既然是總理船政事務，當是禮部頒印，印文也當是‘總理船政事務衙門關防’，怎麼能光刻‘總理船政關防’六字？”

關防，是印信的別稱，在大乾朝，特指非經制的臨時或新設機構的印信，其印面呈長方形，以區別於正方形的大印。在現在這個時代，不特指地域範圍，而直接綴以“總理”名義的新設機構為數並不多，除了總理船政之外，較具代表性的新設機構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與總理船政一樣，都是乾國政府中樞批准特設的專管某一領域具體事務的機構。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細微差別在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雖然同樣也是使用關防印信，但是這兩個機構的關防均由禮部鑄造頒發，即在禮部註冊備案，而且材質均為銀質。印文內容上也顯得等級極高，與正式機構的大印一樣，除了中原文篆書的機構名稱外，同時還有渤文篆書印文。相比之下。現在船政用的由船政自制、材料為木質、印文中只有中原文的船政關防則顯得等級相差不少，更不用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總理大臣都是由親王級的王大臣出任，而船政大臣的級別雖也很高，但畢竟只是巡撫一級的官員。

船政創立之始，沈佑鄲的正式官職便是“總理船政事務大臣”。有專折上奏之權，從此“總理船政”成為一個特定的職位和機構名詞，在總理船政管理下的整個設廠、造船等一系列機構和事務，也都由此統稱為“船政”，船政也從一個普通的詞語變成了特指一個機構的名詞。至於總理船政這一機構的長官，也被習慣的稱為“總理船政大臣”或“船政大臣”。

不過，顯得有所保留的是，朝廷在同意沈佑鄲總理船政的同時，並沒有按照以往的常規，由禮部鑄造關防大印授予沈佑鄲。而是命令“先刻木質關防”，有意無意的對船政進行了矮化，其中防範地方疆臣坐大的意思不言自明。

而林逸青已然深悉其中的奧妙，是以在妻兄何儒章從駐日本公使離任，以護理福建巡撫的身份出任船政大臣後，決心將林義哲留下的這一重要遺產擴大升級，是以決定首先從這關防大印入手。

換掉關防大印，看似是一個不起眼的事，其當中的寓意卻是很大的！

林逸青深深的瞭解，總理船政雖然是朝廷正式批准的名分。但如其關防所顯示的臨時性質那樣，這一名分的本身仍然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朝廷並沒有特別申明出任總理船政大臣的人選必須具備的官階級別（一旦未來的船政大臣的級別低於巡撫級別，那這一機構能否保持不被地方大員矮化。則是很大的問題），也並沒有特別申明總理船政機構除了自己的設廠造船之外，還有何等的許可權。船政的未來發展能達到何種程度，能否確保其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船政大臣是否能夠在政場上自己去努力爭取和維護。

船政的舉步維艱，究其原因似乎是決策隨意、政治鬥爭和財政支援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並不是某些人的阻撓和漠視那麼簡單，所謂沒有脫離時代大背景的個人行為的存在，因而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國所處的社會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國雖然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自古以來從骨子裡認為自己是個大陸國家，農耕文化和小農經濟意識根深蒂固，農耕文明的民族很難自發的去探索海洋，農民關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漁民雖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絕不會冒險離開海岸線去遠海捕魚，因為在“沒良心網”不那麼流行的時候，近海的漁業資源還是足夠其捕撈的；商人畏懼於海洋的波濤洶湧以及巨大的運輸成本（在沒有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