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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出關檢驗符傳的制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經廢除，說明文帝比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這麼緊張戒嚴了。可是七國之亂後景帝又恢復了這個制度，說明景帝感覺局勢仍很緊張，不得不多加防備。

在此之後，還採取了其他措施打擊諸侯王的勢力，原先劉邦規定，諸侯王國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國內的官制和漢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輔導國王，內史治理國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統率眾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漢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國國王自己委派，諸侯王地位尊崇，他們實際上掌握了國內的行政權，只有兵權受到限制，沒有中央頒發的虎符，他們不得擅自發兵。

不能發兵，按理說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國兵權有時還掌握在丞相手裡，但由於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腦，在國王處於強勢的時候，丞相的權力就會受到壓制，反之亦然。當年齊王劉襄想發兵進攻呂氏，就被丞相發兵圍住王宮，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計策，齊王根本就無能為力。而吳王劉濞想造反，先前漢朝派來的丞相袁盎對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馬上把漢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殺了，所以顯然這種防範還遠遠不夠。於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劉啟下令，首先省去了諸侯王內御史大夫這個官職，兩年後，又再次下詔，諸侯王不再承擔治理國家的任務，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稱“相”，使它在名稱上就低於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為銀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餘像大夫、謁者、郎官等也減省成員，這麼一來，諸侯王們是徹底陽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們實際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樣，只能靠收稅過日子，沒有絲毫管理權力。如果封地大、收稅多還好，日子還能過得比較排場；如果封地小、收稅少，簡直連一般商人還不如，貧窮的甚至只能坐得起牛車，一點面子都沒有。要知道在西漢，牛車一般只是用來拉貨的，人一般只乘馬車。如果淪落到乘牛車的地步，就好像現在大學畢業十年後搞同學聚會，等你騎腳踏車到了聚會地點，發現門口停的是一色的轎車，根本就沒有停腳踏車的場地，簡直羞死人。西漢那時也是這樣，你想，人家都是駕著高頭大雄馬拉的車而來，連一匹母馬都沒有，你卻坐輛牛車，那不丟死人啊？

小章：第二集

諸侯王的問題基本上處理完了，至於匈奴那邊，劉啟的運氣比較好，七國造反的時候，趙王劉遂意欲聯合匈奴進攻漢地，但由於漢兵很快擊破了趙國，匈奴無機可乘。劉啟也怕邊境出亂子，在前元五年，派遣公主出嫁單于，和匈奴在邊境通商，每年送給匈奴單于大量財物，以及諸侯王翁主，所以匈奴一直很老實，除了一些小型的搶掠之外，其他沒什麼大事，所以說劉啟比他老爸的運氣好。

東方諸侯既然無事，匈奴也沒事，劉啟接著幹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除掉了丞相周亞夫。

周亞夫自從吳楚之戰後，威震天下，劉啟提拔他當了丞相，大概周亞夫自以為功高罷，平常偶爾會有些驕矜之色。按理說他也有資格，他的老爸是周勃，帶兵誅除呂氏，維護的漢政權；他自己又親破吳楚，鞏固了漢政權，有什麼理由不驕傲呢？不過這傢伙在政治上不夠成熟，當年在細柳營練兵，在文帝面前擺了一回排場，官職不降反升，他以為在景帝面前也應該保持這種優良作風。可是他忘了人和人完全不一樣，世界和世界也完全不一樣。文帝為人比景帝要寬容，文帝時的政治形勢也比景帝時複雜。拿文帝時擺過的譜照樣在景帝面前擺，就是不識時務，必然會遭到覆敗的命運。

周亞夫第一次得罪劉啟，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劉啟廢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周亞夫身為太尉，自以為是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說得上話，拼命勸諫，劉啟懶得理他，很討厭他這種自以為是的做派。這個看似簡單的事，實際上就是他最後遭到厄運的最大原因。因為在廢劉榮的事件中，得利最大的是王皇后和日後的武帝劉徹。周亞夫此舉得罪了皇后母子，就算他能逃過景帝這一劫，也會被日後即位的武帝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