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沒有，這就是很“無辜”的奧地利，在戰爭結束之後，作為希特勒的“第一個犧牲品”它就被放過了，輕而易舉的就脫去了罪責。僅有13萬奧地利人接受戰爭罪行調查（僅僅是調查），其中的2。3萬接受審判，但在被判決的1。36萬人中只有43人被判處死刑，而真正被處死的卻只有30人！

難道奧地利該死的納粹真的僅有30人嗎？很顯然是不止的，只不過更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後面，1947年奧地利當局透過了一項法律，將犯有罪行的納粹分子分為“高程度”和“低程度”兩檔。後者中的五十萬人在1948年就被大赦。而前者，大約4。2萬人在1956年也被全部大赦完畢。

在此之後，奧地利人完全忘記了他們在戰爭中做過的一切醜惡的罪行，忘記了他們曾同希特勒勾結。保守的人民黨（其前身是戰前的基督教社會黨）用盡一切理由證明該黨以及奧地利是“非納粹”和“非日耳曼”的，以便轉移對他們在1934年同納粹建立的全方位的合作事實。哪怕是沒有多少爭議的的反納粹性質的奧地利社會黨，也曾經千方百計的抹掉1933年號召同德國合併的歷史記錄。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奧地利的納粹實在太多了，佔據了人口中的十分之一強，而且這些傢伙還廣泛屬於國家的精英階層。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開罪這些精英。相反，他們需要這些精英的鼓吹，需要這些精英的選票。安撫、奉承以及替這些精英掩蓋那段不光彩的記錄自然是上上之選了。

不光是奧地利，哪怕是被教育得很“成功”的德國，恐怕對納粹分子懲罰也就是那麼回事。比如舉世聞名的紐倫堡審判，也沒有想象的那麼有效力。在最初審判集中營司令官和衛兵時，就有大把的惡魔逃脫了懲罰。這幫人的律師利用英美法系的對抗審判制度的便利，在審判中反詰和恐嚇以及羞辱證人以及集中營倖存者，最後打著“被迫執行命令”的藉口還很體面的走出了法庭。你說說這公道嗎？

至於對那些程度“較輕”的前納粹分子的再教育，說實話，法律都不管用的時候，教育有個蛋用。比如美國人想出來的教育方法：德國公民都必須去參觀集中營、都必須觀看關於納粹暴行的記錄片。納粹時代的教師被清除。

但是對於這些措施，德國人是相當抗拒的。1946年5月5日，後來擔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康拉德。阿登納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就公然反對去納粹化措施，要求讓納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兩個月後，在對他新組建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次演講中，他再次表達相同觀點——去納粹化持續的時間太長了，而且毫無益處。他還認為，讓德國人來面對納粹的罪行——無論是審判、法庭還是再教育計劃都會引起民族主義的對抗情緒，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這時候應該允許甚至鼓勵沉默以對。

看見沒有，這就是被教育得不錯的德國人，就是對罪孽感到懺悔的德國人。作家斯蒂芬。赫姆林就描述了法蘭克福一家影院播放反應納粹暴行紀錄片的場景。當時要求德國人在領到配給證之前，先去觀看這一類紀錄片，“在放映機的忽明忽暗的燈光下，我看到從電影一開始放映，大多數人就將臉背過去，然後就直到放映結束。如今我在想，這些轉過去的臉就是當時千百萬德國人真實的態度……”

很顯然，讓德國人去看紀錄片是一回事，而他們看不看以及是不是真的做出了反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隨著冷戰的到來，這一類裝樣子的再教育活動也被取消了，誰讓北約需要德國人去當炮灰呢！

在1946年，大約有一半的德國中學教師被解僱，因為他們都是納粹，但只過了兩年這幫人就全部復職成功。根據統計結果顯示，1951年在巴伐利亞州，44％的法官和檢察官、77％的財政部官員、60％的地區農業部公務員都是納粹分子。1942年，波恩外交部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是納粹，外交使團中43％的人是原衝鋒隊隊員、17％的人是蓋世太保！

這還不算完，德國的大學和法律界才是重災區，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希特勒政權的同情者。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警察總監威廉。豪瑟在戰時是黨衛軍軍官，對白俄羅斯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什麼你問德國民眾的態度，哈哈，那更是可笑！1946年10月紐倫堡審判結束時，只有6％的德國人承認，紐倫堡審判是“不公平的”，四年後的1950年，三分之一的德國人持有這種觀點？奇怪嗎？震驚嗎？大可不必，因為德國人根本就沒有悔改，在那幾年，絕大多數德國人始終認為“納粹主義是一種很好的理念，只是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