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應該算是一部商業條款，這部商約的簽署，比之《江寧條約》之流的政治條款內所提及的割地、賠款比較起來，有三處環節更加糟糕，可稱是貽害無窮。

一鴉之前，中國與英人做商業上的接觸，只在廣東一地；戰後新開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四口通商，其中廣州原有歷年出入口貨商稅徵收舊制，英方不願意照舊章辦理。根據《江寧條約》第十款所定：‘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也就是說，新開的五口通商之地，都要做新一輪的，針對徵稅章程、則例而進行的談判。這其中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到了轉年，外商來華貿易，五口進出口貨物，均須照新章徵收稅金，所以在時間上，完全無從延緩。

雙方開始談判不久，以兩江總督掛欽差大臣銜的中方代表伊里布就病死在了廣東，道光又派耆英赴廣東辦差，這時候已經是道光二十三年的五月，距離廣州正式開埠，接納洋人貨船入港，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可謂是緊張到了極點。

耆英帶同黃恩彤，鹹齡兩個與英人交涉，中方的基本原則是重在加增稅收、提高稅率。英方主要在打破昔日一切陋規，取消各樣苛索名目。

在耆英之前的伊里布，與英人交涉的時候，犯下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他居然允許樸鼎查派遣的馬禮遜、羅伯特代表英國，出面參與議訂中英通商稅餉章程——訂定稅則是中國主權，此端一開，等於是在無形中喪失主權

這一方面是清人不懂得這等國際關係法中的遊戲規則，另外一方面，英國在擴張主義思想之下，又是戰勝國，但凡強權行為，亦必優為之。

到了耆英接手差事，情況未嘗有絲毫好轉，這還不算，英國人借題發揮，又從中國人手中拿走了兩項特權。第一就是治外法權——等於是喪失了司法管轄權；第二就是單方面的給予英國人‘最惠國’待遇，中國片面輸送特權利益，英國卻不會給予中國任何可交換之好處，也就是史家所熟稱的喪失另一種主權的行為。

其實，中英間之開議海關稅餉章程，中國無意中喪失海關訂立稅則主權。此若視為一次偶然疏失，由於只是一種實際行動，未嘗不可以當作特例，下次則不必邀約外國官員參與訂定稅則，其事亦可消弭於無形。

中英間正式簽訂商約之件，為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雙方代表在虎門所簽訂之《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包括政治條約之《江寧條約》，以及此次之《虎門條約》，均未明訂英方可以參與中國海關稅餉之讓訂特權，中國若在外交上堅持條約，實仍可擺脫枷鎖。

壞就壞在隨後和美國人簽署了《望廈條約》中的相應款項，又給英國人看到了機會。

第105節讀史驚心（2）

在中英商約完成後不久，耆英完成使命，返回兩江舊任。但又有美國使節佳樂伯？顧盛來華，要求建立通商關係。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到澳門，原在來華途中已由美國領事布魯斯？福士傳說要上北京面見皇帝。道光皇帝不得不再派耆英到廣東，親自與顧盛議約。

其時耆英仍帶同黃恩彤與美方代表顧盛、彼得？伯家、埃裡克？卑治文等議訂中美商約。後來於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望廈簽訂《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是為正式名稱。而一般習稱，稱為《望廈條約》。

《望廈條約》中一項並不十分顯要之條款，即第三十四條所定者，卻在中外關係上被英國利用，終於導致後來的惡果。

這條款項是這樣的：“……合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准後，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

當時中英之間條約，並無任何修約的條文，只是見到美約之中有十二年修約規定，根據中英《虎門條約》所定最惠國條款之權利，常為英國外交官引用，並用‘善後條款’之名，而不稱《虎門條約》。英國可以藉此援照美約向中國要求修約。

於是，英國外相剋蘭頓給香港總督包令發電報，要求他通知身在北京的駐華公使文翰，向中國提出修約要求。要求修改條約中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準英人隨意往來中國內地及沿海各城。二、確定鴉片為合法貿易。三、進出口貨物不得徵收內地透過稅。四、英使如欲與內地督撫會晤，須立即接見。五、肅清中國沿海海盜。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