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滇、黔、蜀、楚等省的偏遠山區，古代夷多漢少，因為交通不便，環境惡劣等原因，歷代中央王朝都採用以夷治夷的方式管理地方。

元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面臨以少制多的矛盾。於是就在邊遠地區設宣慰司，下管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等以示區別。

在這兩種設定中，中上層使用流官、蒙古貴族，參用土人任長官。而在邊遠地區的下層如長官司，則基本上全用土人，一經任用，即為世襲。土官有了一個新任職機構，尾字是司。這兒土與司的結合，便成了後來“土司”的說法。

雖然以往各個王朝，也對土官是賜封官職，但是在元代是正式授予誥敕，印章虎符等多種執政憑證。對承襲方式、提升獎罰和貢賦等等，都有了明確規定，從而使後朝所稱的土司制度得以基本定型。

土司世襲的範圍，多為地廣人稀之地，其地都是十分龐大。土地不能買賣，土人亦無或少有人身自由，實質上就是奴隸制和農奴制。

明朝得了天下，宣稱只要歸附即用原官授之，甚至對有疑慮不願到京師領職的土酋，還屈尊遣使去頒發誥敕和符印等執政憑證。到明中期最鼎盛時，各省的涉邊少數民族地區，共設土司三千餘處。

為了保證邊疆的穩定，明朝在各個邊疆地區的軍事要地設立軍事衛、所，屯兵以耕種等方式自給，廣織軍事防衛網。對邊遠地區的土司也是恩威並施，廣施安撫，輕錯寬宥，重罪必究，殺一儆百。

隨著明朝中後期，財政越來越捉襟見肘，邊疆兵備也隨之糜爛，各個衛所兵士大量逃亡。使得各地的土司勢力慢慢坐大，漸生異心而反。而且明朝以改土歸流之法應對，激化了矛盾，引發了許多戰事。

歷史上每當中央王朝內外交困之際，邊疆地區的局勢都會糜爛不堪，各地土司紛紛作亂，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而西南偏遠地區尤甚。

先是西南播州楊應龍作亂十多年，後是奢安之亂，貴州與四川兩大土司聯合起來，佔重慶，攻成都、圍貴陽，將大半個西南地區陷入戰火，戰事持續十多年。戰事剛結束，又有云南眾多土司參與的沙普之亂。

這個時代因為遠東軍的橫空出世，歷史已經完全改變了。明朝因為沒有了遼東後金的數次入關侵襲，在西南地區還保留著白杆軍等數支相當強的武裝力量，所以歷史上的奢安之亂，並沒有發生。

但是隨著遠東軍入主中原，倉促成立的南明政權，也僅僅是控制了浙江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其他地區基本都是大明各路軍頭的勢力範圍，南明小皇帝根本支使不動這幫軍閥。

張獻忠和李自成的流賊分別逃到了長江以南後，張獻忠因為保留了老營的精銳，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重新收攏了大批的流民，在湖廣南部站住了腳。

可能是因為南明懦弱，張獻忠隨即建立了大西政權，並在湖廣稱帝。他心裡明鏡似的，反正這天下早晚都是遠東的，還是趁著遠東南下之前，儘早的做幾天皇帝吧。

周比利與張獻忠見面的時候，特意強調了一件事，那就是過江以後不許隨意禍害底層百姓，並威脅了一番，若是發現有肆意殺戮凌辱百姓的事情，遠東軍將追殺他到天涯海角。

也許是被遠東軍嚇壞了，也許是他良心發現，張獻忠過江之後，確實沒有像歷史上肆意殺戮百姓，建立大西政權以後，甚至還在自己的控制區推行了很多善政，當地局勢一直很平靜，百姓的日子還算是過得去，這也讓遠東公司上下詫異不已。

李自成就苦逼多了，他手下最能打的老營精銳被遠東軍一頓狂轟濫炸，死的死逃的逃，最後僅有幾百人隨他逃過了長江。

他在江西重新搖旗匯聚流民，雖然也收攏了數萬人，但是因為沒有了老營精銳打底子，戰鬥力直線下降，在與江西等地的明軍軍閥和地主武裝戰鬥過程中接連敗北，陷入一幫地主武裝的重重包圍，最後戰死在江西。

遠東軍入主中原以後，鄭芝龍引遠東軍的一個師登陸福建，然後四處出擊，橫掃了福建沿海地區，徹底控制了福州、漳州和泉州等地福建最繁華的地區，雖然沒有打出遠東的旗號，但是對大明也是聽調不聽宣。

南明政權為了籠絡他，遣使封他為福建總兵官，掌管福建一切軍政事宜。鄭芝龍在福建採取鐵血手段，強力施行土地和稅務改革，遭到了當地封建傳統勢力的頑強阻擾。

鄭芝龍哪管那個，在遠東軍的幫助下，在福建各地大開殺戒，殺得血流成河，狠狠的震懾了各地計程車紳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