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人也說過，上有所愛，下有所喜，故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許多隋朝大臣事隋煬帝諂媚，事唐太宗卻以耿直著稱。國家現在最困難的就是財政，但他勸朕莫要急躁，喜怒哀樂更莫擺在臉上，否則下面官吏為了迎合朕，會斂苛百姓，以得財為政績，會害了許多百姓。”

“此人是誰，天見可憐，我大宋豈能缺少人才，”老富同志一下子激動地站起來。

“他在主持鄭白渠，正在渠工上。”

富弼又坐了下去。

那小子啊……

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趙頊又問邊事，富弼答道：“陛下臨御未久，當先佈德澤，原二十年口不言兵，更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明。”

趙頊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於是又問：“治國何為先？”

“國家內部安寧為先。”

富弼的意思，皇上，你想治好國家，不能打仗，最少二十年不能打仗，沒有軍事上的浪費，國家財政就會好轉了。

如果王巨推動不起來歷史，這段對話就會很有名氣。

不打仗，國家斂財就不會那麼急迫，王安石就不會“禍害”國家。因此治國之道，必須以和為貴。

很熟悉的一段對話，正是司馬光那個意思。臣不是反對用兵，但想要用兵，國家必須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時才能用兵。

關健問題一，能不能實現這四化現代化，實際史上文景之治，漢宣之治，開元盛世，還有宋真宗的鹹平之治，幾乎是封建時代內治的巔峰。然而還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文景之治，若是沒有問題，那來的七王之亂？

生產力決定的結果！

實際這些小載面的內治，憑良心說，它們已經勝過了後來的所謂美帝治理，或者其他的什麼小康社會。與什麼封建主義無關，它們高度就是那麼高！

然而得要想一想一畝地產量只有兩石，一斗糧食運到陝西前線，得要四百文的運費，如何能實現司馬光的那個大治大同？

因此只有一個結論，一輩子苟和吧！

還有一個例證，宋仁宗倒是四十二年不用兵，當然用了兵，不過與遼國沒有用兵，慶曆宋夏戰爭後，除了儂智高之亂後，幾乎就沒有大的用兵了。結果呢？國家有沒有真正富強起來。確實是富了，但有沒有強？

問題二，就算宋朝想和平了，比如宋英宗，雖然他嚴格說是好戰派，但最終選擇的是苟和，開放互市，重新給歲賜，然而換來了什麼結果？這是邊城爭氣的，否則慶州都危險了。

就這樣，古渭城北面的那個西使城，宋朝不難受？

所以王巨給了一個合理的答案。

首先就是積欠的問題，地方欠積分為三種，一種向富人的借款，這個很早就有了，如大儒王禹偁擔任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