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四章崔琰求援

第一九四章崔琰求援

對此，曾炩的感觸尤其大。來自後世的他，雖然對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瞭解不多，但是這一生裡面還是學習了一些，也有一些瞭解。而且，就是他前世所處的時代，這樣的爭論更多。畢竟，在這個時代，儒學佔據了統治性的地位，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也僅僅是儒學內部的爭論。

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國的社會形態甚至都成為了外國攻訐的物件，而社會上各種學術爭議就正是五花八門了。見慣了這些的曾炩，很清楚在學術上的爭論是非常難以解決的，甚至很多時候會釀成流血事件。現在朝堂上的爭議還僅僅是停留在口頭爭議上。不過，曾炩還是見識了一些學術爭議的殘酷性。本來，原來的北疆系是很團結的，但是自從涉及到今古文經學之爭後，以前的北疆系就不再是鐵板一塊了。蔡邕在之前和北疆士人們關係極好，而且和鄭玄還是師兄弟，但是現在涉及到學術爭議之後，雙方經常是爭論到面紅耳赤，好像是要打仗一般。

朝堂上爆發爭論後的第二天，曾炩在府內宴請了自己老師鄭玄大師的三位弟子崔琰、郗慮和趙松。

曾炩仔細徵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設中採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禮》作為典章制度的基礎，那麼它會不會和老師在“新經”中關於“三禮”並重的學說產生衝突？會不會影響到“新經”在官學的地位？會不會影響到中興策略的大方向？具體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會做出何種策略調整？

崔琰說，在“三雍”中採用五室明堂制，和老師的“三禮”學說並重沒有衝突，相反，它非常有助於“新經”地位的鞏固。

朝廷以“新經”為官學的時間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經”的地位根本沒辦法和今、古文經學相提並論，也沒有辦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經學之間長達兩百多年的爭論。因此，朝廷的當務之急是利用各種辦法不斷鞏固“新經”的地位，維護和提高“新經”的絕對權威，斷絕今、古文經學對“新經”的攻擊和挑戰。只有“新經”的地位提高了，成為大漢官學的絕對權威，今、古文經學之間的爭論才會漸漸減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經學才能互相取長補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興策略和新政才能穩定下來，才能在“以民為貴，隆禮重法”的正確方向上持續推動和發展。

這兩年來，中興策略之爭，平叛策略之爭，新政政策之爭，乃至於定都之爭，三雍建設之爭，表明上看是策略之爭，其實它的背後是權力之爭。但權力之爭的根源是什麼？是官學之爭，是學術之爭。

無論是研習今文經學的大臣，研習古文經學的大臣，還是研習“新經”的大臣，因為觀念、理念的不同，在中興大業上所採取的策略當然也不同。但只要讓自己所研習的經學變成官學，成為大漢的權威官學，那麼他們就能控制決策權。控制了決策權，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權柄。

官學、決策、權柄，這三者是相輔相成，是一體的。

現在“新經”是官學，研習“新經”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們這些師從老師鄭玄的弟子、門生都位居高位，我們控制了朝廷的決策權，控制了大漢的權柄。

研習今、古文經學的大臣，包括他們的門生弟子，包括他們的親族故吏，他們有他們的中興策略。他們認為我們的中興策略有明顯的錯誤，會導致中興大業失敗，會把大漢再次推向敗亡的深淵，所以他們要搶奪我們的權柄，要剝奪我們的決策權。

如何在不影響朝堂上的穩定，不影響朝堂上的權力平衡，又能輕鬆自然，以最小代價達到這個目的呢？很簡單，改變官學。

當初朝廷在制定中興策略的時候，最擔心的就是官學。官學不能修改，中興策略就無法得到正確的制定和實施。但當時朝廷中研習古文經學的大吏佔據了絕對優勢，而今文經學作為大漢兩百多年的官學，其地位極其穩固，難以憾動。可是自己等人的老師鄭玄兼採今、古文經學兩家之長的“新經”隨即異軍突起。在今、古文經學激烈搏殺，兩敗俱傷的情況下，“新經”出人意料地成為大漢的新官學。

“新經”雖然兼採今、古文經學兩家之長，但相對來說，偏重於古文經學。這是它當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援，併成為官學的重要原因。

隨著朝廷收復的土地越來越多，朝廷的機構越來越龐大，各地士人也紛紛進入了朝堂，朝堂上研習今文經學的大臣驟然增多。與此同時，朝堂上的權力爭奪越來越激烈，中興大業的推進速度越來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