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太后死後，孝武皇帝大權獨攬，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卻沒有實施。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孝武皇帝雖然獨尊儒術，但本質上還是推行王霸之道，他並不願意實行禮樂教化的德政。他嘴裡所宣揚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牴觸，儒家理想與朝廷行事大相徑庭，儒家之說多數是用來裝飾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學對國政的影響越來越嚴重，士人們也逐漸意識到，儒家的理想很難適應現實的需要，不能影響和控制朝政運作，繼而導致士人們在禮制改革上的反覆搖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士人們想了很多辦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開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導地位，儒學的聲勢日漸提高，朝廷開始調整早年在宗廟祭祀、禮儀制度、都城建築等方面與儒家經典所記載的“古制”之間的差異，並進行區域性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請天子，建明堂、辟雍、靈臺。元始四年，由古文經學大家劉歆依據《考工記》設計的三雍宮建成，本朝以三雍為代表的禮制建築從此出現。

這座位於長安南門外大道東側的三雍宮，完全符合《周禮》中規定的明堂必須位於“國之陽”的規定。它外圍方院，四面正中有兩層的門樓，院外環繞圓形水溝，院內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築下層四面走廊內各有一廳，每廳各有左右夾室，共為“十二堂”，象徵一年的十二個月；中層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層臺項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間的四面露臺用來觀察天象。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興之初，迅速修復了明堂、辟雍、靈臺等禮制建築，以表示其對儒家理念的認同，幫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這些禮制建築進行禮儀活動，在明堂舉行祭祀，在辟雍舉行鄉射、飲酒禮，在靈臺辨雲物、觀休徵，大大促進了儒家禮制建築和儒家禮儀活動的融合，實現了自本朝立國以來儒士們幾百年的夢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習經典，他先有王莽託古改制的前車之鑑，後又藉助符命而稱帝，故而他對儒學的理解既不同於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裝點門面”，也不同於王莽的泥古，他把禮教和國政有效地結合了起來。同時，光武皇帝的中興大臣中很多人研習**，他們把儒家德政、禮樂、教化等學說和治國之道結合起來，以儒家學術思想作為國政的指導基礎。三雍在儒家學說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在國政中同樣佔據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視三雍，說明他願意採用儒家禮樂教化來治理國家，這與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視武功霸業形成了鮮明對比。光武皇帝認為三雍不僅僅代表了本朝建築合乎禮制的特點，也代表朝廷要強調“德治王政”，要重視禮樂教化，反對側重於武功霸業，所以他所採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過去不同，他採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們要求仿照洛陽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繼續實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麼，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築，它是禮制，禮制是儒學的基礎，儒學是國政的靈魂，它對朝政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趙松鄭重說道，“大人，如果朝廷採納了九室明堂制，很顯然，朝廷的中興策疇會漸漸向‘修文偃武’的方向發展，將來，也許就是幾十年後，現在的中興策略極有可能被徹底推翻，大漢可能會重蹈覆轍，再次走向敗亡。”

曾炩霍然醒悟，說了半天，還是中興策略之爭。

“看樣子，這個朝廷要換換了。”曾炩冷笑道，“有些人太老了，想法和我們的差距越來越大，該回家享享清福了。”

“明天，請荀大人、郗大人來一趟，我們好好談談，想個對策。”

第一九三章政爭

第一九三章政爭

明堂之爭爆發後，三雍宮的建設隨即擱置，但為了不影響重建長安城的進度，天子下旨，拜司隸刺史太史慈為為營都大監，董昭為營都副監，於秋收後開始徵調民夫建設未央宮和修繕長安城牆。

三雍重建關係到禮制問題，禮制問題又和漢祚的命運息息相關，持“今禮”和“古禮”兩種觀念的大臣們各不相讓，朝堂上的爭論日復一日。

從爭論雙方的官吏來看，堅持“今禮”，堅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們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門閥世家，如蔡邕、劉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們態度明確，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這些人裡面，蔡邕是一個例外，對於蔡邕為何要堅持“今禮”，曾炩很是不解。不過，在聽了趙松的解釋後，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