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誰又能想到，不用再過過多久，李白就是因為這《永王東巡歌》，坐實了”阿附逆黨，鼓吹不臣之意“的罪證而被下獄。

永王兵敗後，李白逃至彭澤，被投入潯陽獄中。李白在《南奔抒懷》中道：“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壯志付諸東流，反成叛臣，能不悲憤填膺？他多次在獄中上書申訴求援，呼籲當權者為自己昭雪冤屈。他悲憤地說：“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宗氏夫人在外也多方營救，他寫詩感激她說：“很感激你同蔡文姬替董祀鳴冤一樣，流淚向曹操請求赦免。”

不過李白名聲在外，強力而有權勢的朋友還是不少的，有人為他投書宰相張鎬，江南宣慰使崔渙與御史中承相宋若思，也極力營救之，乃獲釋。

但是李白的暮年，生活潦倒，靠人接濟，但是“贈微所費廣，鬥水澆長鯨”，根本無法滿足自己地生活需求。不久，史朝義殺死史思明，包圍宋州。李光弼率兵抵禦，六十一歲的李白聞聽，毅然北上，請纓殺敵。可嘆地是，這次從軍，剛到半途九病倒了，不得不掙扎回到金陵。從此一蹶不振。這年初冬，貧病交加的李白來到當塗投靠族叔縣令李陽冰。第二年，李白病重，自知行將不起，於是在“枕上授簡”，將“十喪其九”的手稿託付給李陽冰。後來，李陽冰把它編成《草堂集》十卷。十一月，李白與世長辭。死前賦《臨終歌》：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帶著無窮的遺憾，懷著無限的悲憤和淒涼離開人世。

《舊唐書》：“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

這個局面是太上老皇帝一手造成的，當初潼關失陷後，老皇帝曾下了最後一道詔書，“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諸鎮。”其中，以永王璘宜充山南東道、江南西道、嶺南、中等節度採訪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廣陵郡大都督；……豐王：：督；……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署官署及本路郡縣官，並各任便自簡擇，五品以下任署置訖聞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後一時聞奏。

但實際親嗣諸王皆養尊處優，畏懼不行，只有永王乘機出藩，他持有玄宗的這道明令，有恃無恐地放手擴充套件力量，“天寶十四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巨億。以薛珦、李臺卿、蔡為謀主，勢大一方，才形成了如今的局面。

當年行朝成立，賀蘭進明的奏疏就說“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璘為江南節度，潁王璬為劍南節度，盛王琦為淮南節度，……璘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見《舊唐書。房琯傳》）。

老皇帝當年下此詔的動機，已經不得而知，老太子李亨雖然肩負獨撐北方戰局的重大責任，但如前所述，似乎玄宗老皇帝對其究竟能有多大作為實在未寄厚望，或許有點其他別類的想法，但此一時彼一時，而現今的永王，卻實實在在成為一位麻煩製造者。

李璘身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己利，不義不暱，以災其身”

但在目前這個局面下，沒有太大的危險，永王沒有舉起叛旗前，始終是朝廷的親藩，一些激烈的手段，不可能用在臺面上。皇家內部的矛盾，涉及到朝廷和國家的威信，不到最後一步，不會輕易攤牌的。

北方實在沒有需要我太在意的東西，

歷史上的安史之亂後期，因為國力的匱乏，唐王朝對安、史手下重要將領採用了招撫為主的政策，只要其宣佈歸順唐廷，即不問罪，並委以原職及保有所有權力。這是河北藩鎮之濫觴，並由此導致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

但在這個時空，因為各種陰錯陽差的變數和發展，卻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問題，由於來自官軍相對的優勢和強大，那些叛軍陣營的前降將，已經很難獲得更好的條件，能象薛嵩這樣投過來還能保留軍隊的，只是極個別例子，而且只保留了他的軍隊編制，主要成員都被打散整編。

到後期哪怕是象前叛將令狐這樣，帶個大禮過來投降的，也只是給予一個優厚的頭銜和職位，而堅決剝奪了實際的部屬，其他願意投降的，最多隻給予一個擁有體面頭銜的富家翁的保證，因此朝廷的貴人，需要操心的反而是，因為作戰平亂有功，所形成的各個軍人利益集團，可能做大的問題。

史家兄弟的內戰，讓叛軍的勢力，可以預料的已盡強弩之末，那位老狐狸一樣精的河北都元帥郭子儀，只怕還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