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律的內容，儘量縮小認為因素判案的空間。如今的幽州，以“法令”、“條令”、“準則”為字尾的法律已經多達數十部，只要將這些東西搬到洛陽來，修改一下名稱，大唐的法律體系就算基本上搭建起了框架——除了缺少憲法，這一點，李誠中已經讓吳中佐自幽州起身趕赴洛陽。

除了重塑御史臺外，李誠中加在李茂貞肩上的擔子不小，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改制御史臺。御史臺分臺院、殿院和察院，臺院掌糾察中央百官，殿院掌糾察官員禮儀，察院則負責巡察地方官員。這樣的機構劃分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分權，防止御史臺形成一言堂。但李誠中覺得，有了各個御史並立查案的“委員會”制度，再這麼分權就很沒有必要了。所以他打算三院合一，令御史臺以一個完整而統一的面貌出現。

在御史臺下，按照各道分別劃分有司，另外追設一箇中樞司，專門負責監察中央官員的任務。各司向所負責的片區派出御史，將職權和範圍相對明確下來。

過去的御史臺，也向地方派駐御史，一道設一觀察，數州設一巡察。但這種方法有幾分高高在上的意味，不是很接地氣。巡察御史在某一州縣待個半年，然後就立刻換地方，到下一個州縣再待半年，對於地方官員的威懾效果確實有，但實際糾察力度卻不大。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觀察使又權力過大，很容易造成干擾地方政務的現象，天寶以後，很多觀察使實際上成為了一道的最高政務長官，甚至演化成為節度使，反而將自己的本職給丟掉了。

李誠中的改制主要就是針對這一點而來的，總體而言，就是六個字：常駐、輪換、專一。比如河北道，專設河北觀察使衙門，道以下，各州再設監察使衙門，乃至各縣均設巡察使衙門。這就是常駐的意思，也就是讓御史臺從中央和道一級，直接常設到縣，這樣的舉措，與李誠中在河北的官制是一脈相承的，核心思想就是處置權下移。

為了防止御史臺衙門在一地時間太久而與地方官員勾結，每三年一輪換就成為了必然，從一道觀察使開始，直到縣裡的巡察使，無論品級大小，三年必然調換一個地方，這就是輪換制度。

至於專一，言簡意賅，就是專一於監察事務，而不可參與地方政務，說白了，御史就要專心幹御史的工作，別想著對地方事務指手畫腳，否則監守自盜起來，監察事務就成了擺設。

在常設御史衙門內，同樣施行獨立辦案的制度。比如河北道觀察使，下設多名“同觀察”，少則三人，多則五人，均可獨立接手案件而不受衙門長官挾制，保證了監察機構不會成為一言堂。

李茂貞最後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如此緊要的部門，會放心交給自己這麼個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對此，李誠中笑著做了解釋，無非三條而已：其一，李茂貞為岐王年久，家財鉅富，相較而言，不太容易為了財帛而耽誤職責；其二，李茂貞是大老粗，反而不容易被文官系統這個大染缸所侵蝕；最後，國家制度只要完善，其實誰當御史大夫都一樣。

這樣的回答很直白，讓李茂貞麵皮稍紅，不過卻也就此安下心來。李誠中又告訴李茂貞兩條原則：不可以公器而結私利——這是御史臺查案的最主要標準、只可查劾而不可判決——判定案子必須由大理寺來完成。

李茂貞心滿意足的離去後，吳中佐也抵達了洛陽。召吳中佐來洛陽的原因只有一個，建立如幽州一樣的法院體系，當然，李誠中沿用了本朝的制度，就是恢復大理寺。

大理寺的前身是漢時的廷尉，至北齊時始為專署。本朝年間，大理寺專司重大案件的判罪，所謂重大案件，皆有官員參與其中，故此，大理寺又成了專司官員案件判決的機構。但大理寺職權不高，斷案需刑部稽核，很多時候還要引入御史臺同斷，即所謂的“三司會審”。

由國家行政部門來斷案，是中國歷史綿延數千年的制度，判決權在於刑部，對於司法獨立來說是一個絕對的桎梏。李誠中所要改革的，也就是擴張大理寺的職權。

九月十五，李誠中以監國名義下詔，升大理寺正卿為正三品官銜，位比御史大夫，與御史臺一樣，不受政事堂節制。同日，詔命吳中佐為大理寺正卿，重組大理寺。

新的大理寺擴充為一個從中央直到地方州縣的系統性衙門，下設各職能司，同時加設巡迴司。地方上，設都院、總院、分院三級法院體系，分別審理道、州、縣三級地方的案件判決。大理寺內設的巡迴司負責派出巡迴法院，在各縣之間巡迴，以待不服判決的申訴。

法院體系的建設，李誠中給出了一個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