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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簡單的回答當然不能令馮道滿意，他看了看大堂上正襟端坐的眾人，指了指“降臣”中躍躍欲試的吳中佐道：“漢元，你說說。”

吳中佐表字漢元，是柳城大戶，祖上原是故營州都督府從事，兼行商業，家財豐厚。吳家是柳城少有的書香門第，家中藏書上千，子弟飽讀詩書。柳城被奚人佔據後，捨不得拋棄家財的吳家向奚人屈服，以重財賄賂奚人，同時積極為奚人出謀劃策，使家族得以在柳城延續。其後面對契丹人，吳家施以相同的策略，算是勉強保住了家業。

只不過無論奚人也好、契丹人也罷，對於積極報效的吳家，所看重的都是其財貨輸殖之能，他們本身就文治不太感冒，或者說壓根兒不懂，當然也就不會設立官衙管理柳城，一直想要出仕的吳家便無法重振家聲，可謂報效無門。

李誠中佔據柳城之後，吳中佐意識到其中蘊含著的良機，主動投到馮道麾下充任幕僚，希圖踏上仕途。對於契丹人殺人的案子，吳中佐利用這幾天時間翻遍了家中藏書，對此信心滿滿，極想在馮道面前加以表現。聽聞馮道指名，當即大喜，穩了穩激動的心神，恭敬道：“司士，某這幾日也對此深思良久。此案為當街相遇，雙方並無預見。受者辱人，而後受刀，案例清晰明瞭。依《永徽律》鬥訟篇所錄，殺人分六等，即謀殺、故殺、鬥殺、過失殺、誤殺、戲殺，此案顯然出於激憤而將受者殺死，但因抽刃臨於受者身，則當屬故殺之列。疏議曰：鬥毆者，元無殺心，因相鬥毆而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者，謂鬥而用刃，即有害心，合當斬。”

吳中佐的話引用律典，可謂判罰有據，同時明確了罪犯犯罪的性質及應當處以的刑罰，與劉子旭相比，高下立判，因此得到了馮道讚許。

唐律承隋代《開皇律》而來，經武德年間和貞觀年間兩次修改之後，於高宗朝最終形成完備，名為《永徽律》。其後則天皇帝的《垂拱律》和玄宗皇帝的《開元律》都是以《永徽律》為基礎進行修改，在使用方面並未超出其範疇。因此，大唐天下仍舊以《永徽律》為法律依據，朝廷在科考取士時的明法科中，所考的內容便以這部法律為主。

中國古代的許多法律原則，都是在這部法典中最初得以整合和體現的，比如五刑之說，即處罰的五種刑罰——笞、杖、徒、流、死。比如十惡之行——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犯十惡罪者皆處以重刑，不享有贖、免等特權，所謂“十惡不赦”就是這個意思。又比如八議制度——八議的物件主要指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也就是皇帝的親戚故舊及官僚貴族，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惡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透過各種途徑減輕或免於處罰。…；

此外，《永徽疏議》還確立了許多延續至後世的法理原則，包括劃分公罪與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同犯罪、合併論罪、累犯加重、區分故意與過失、類推、老幼廢疾減刑、同居相瞞不為罪、涉外案件等處理原則。可以說，一部永徽律，奠定了中華法系在世界上五**系之一的地位。

吳中佐的言論以《永徽律》為據，可見其家中必然藏有此書。馮道一邊認真聽著，一邊已經開始打起了他家中藏書的主意。

吳中佐接著道：“至於是否禍及家人，則看司士是否依據前例。”

馮道問：“此話怎講？”

吳中佐道：“若依營州都督府羈縻舊例，唐人為胡人所傷，除傷人者依律懲處外，其部族當償付一定的牛羊，具體數額視犯者情節輕重。”

馮道問：“此為何時舊事？”

吳中佐道：“元和年間節度使劉總舊事。”

馮道被勾起了興趣，又問：“天寶年間如何？”

吳中佐道：“天寶年間，安節度每遇此事，著即興兵，必屠胡人部族方歸。”

馮道默然，吳中佐又道：“此為營州都督府羈縻舊例，營州為胡人佔據後，依照胡人舊例，胡人可以牛羊免罪，但一般不做懲處，是為空話，殺了也就殺了。”

眾人正在聽吳中佐引徵舊事，忽聽門外來報，李將軍已經入城！馮道大喜，忙率眾人趕到都督府衙前，翹首以盼。

過不多時，就見李誠中在眾軍將的前呼後擁下來到，馮道忙領眾人上前施禮。

文武相見，好一陣熱鬧，李誠中知道馮道正在商議對一起契丹人當街殺人的案件後，便想先聽一下，於是進了大堂，和眾人一道坐了下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