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因此雖然對“科員”們不服，當面的時候卻又只能陪著笑臉。

如今大堂之內正在議事，大唐朝唯一一個在柳城有品級的文官——司士曹馮道居於正中，白狼山“科員”們和柳城“降臣”涇渭分明，分列左右。

“……經過再次核計，城中居戶為四千一百八十一戶，丁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城畿居戶三千一百二十七戶，丁一萬兩千四百三十八……”程奢幾乎不看手中的文卷，侃侃而談，一應數字，清晰道來，分毫不差。他在白狼山中專司管理倉庫，每日裡統計進進出出的物品，對數字十分敏感。調到柳城之後，對“降臣”們上報的資料心存疑慮，在馮道的同意下重新組織人手進行了統查，一查之後果然不符。

第二次柳城人口普查的數字比“降臣”們上報的數字多了五千餘人，對於丁口不到三萬的柳城來說，差異率太過巨大了一些，令一旁的“降臣”們羞愧不已。品部大長老完失明喜好漢人文化，對於詩詞曲賦、琴棋書畫有著偏好，這些“降臣”平日裡更多注重投其所好，對於民政實務便不加關心，上次回報馮道的時候，也只是按照習慣做了大致估算，是以出現了很大的誤差。

程奢繼續道：“目前契丹人手中還有一定數量的奴律，大多是奚人、靺鞨人、霫人，當然也有少數契丹同族，數量約為三千到五千。”自從佔據柳城之後，不用下令，契丹人便將手中所虜掠的漢人奴隸全部釋放，只是對其他各族奴隸仍然捨不得出手，靜觀時局。

當初攻入柳城的時候，李誠中兵力太過單薄，為了順利控制柳城，他採取的是安撫政策，即對品部各長老予以優待，保留其財產和地位，並藉助長老們的兵力。這項政策在鞏固了平州軍的佔領事實之外，也留下了很大的隱患，只不過現在還不是消除隱患的時候，因此馮道和李誠中對這些長老們暫時不予處置。

對丁口的統計是必須進行的，只有統計清楚確切的丁口數量，才能真切地實施徵稅、加賦、派役等官府行為，因為所有上述行為的基礎都是依據丁口而來，這就是中國實行了千年的人頭稅，與後世以財產和流轉環節為徵稅標的的稅制有著巨大的區別。

人口數量的多少，不僅關係著稅賦的多少，同時意味著可募兵員的多少。按照唐末募兵制，藩鎮常備軍隊的募兵比例大約為三十比一，這些軍隊是職業兵，隨時可戰，隨時敢戰。當大戰發生時，除了募兵外，還可徵發民夫，徵發比例為一戶一丁，即十人一丁甚至五人一丁。這些民夫平時承擔輜重後勤的徭役，遇到緊急情況時，則需加入作戰。

以柳城目前的丁口來算，常備募兵應為一千人，戰時可徵發四千至六千民夫。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就是柳城現在的戰時動員能力。當然，這種動員並不是極限動員能力，在守城戰中，有深得民心的守將往往能贏得全稱軍民的效死，無論男女都會上城幫助防守，這種城池也是最難攻克的。…；

程奢報告完畢，馮道開始佈置，將在場的部分人分作陣列，準備從柳城出發，前往柳城以南五十里外的營州南部地區查訪，統計各村各寨各堡的丁口人數。這項任務非常艱鉅，預計將遇到各種困難。

自從契丹人佔據柳城以後，四處虜掠各族人口為奴，許多百姓都逃離了原來所居的村寨，很多村寨已經沒有人煙，同時，在許多契丹人勢力達不到的地方，結成了不少新的村寨。

而在很多大戶的帶領下，許多村寨則結寨自保，構築寨牆，組織團練，以武力抵抗契丹人的進犯，保護村寨不被流民哄搶。這些村寨形成了具有軍事形態的堡寨，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營州南部的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能否順利將這些堡寨納入治下，也是此次南下的關鍵。為此，馮道親自書寫了許多公文，加蓋平州刺史府司士印和前營指揮使印鑑，全數派發給了南下的各個“工作組”。

透過對柳城城中和城畿五十里的兩次“人口普查”對比，白狼山“科員”們的實務能力顯然高出柳城“降臣”們不止一籌，因此，馮道在分派“工作組”的時候，都以“科員”們為首，以“降臣”為輔，這在事實上承認了白狼山“科員”們在民政架構上的領導地位。

議定之後，劉子旭將手頭的一起案件重新提了出來。這起案件發生於五日前，具體經過是這樣的，一位契丹人將自己手上的漢人奴隸釋放後，雙方在街頭不經意間相遇，憤恨於往日契丹人對自己的侮辱和殘害，漢人當街辱罵了自己過去的“主人”，契丹人適逢酒後出行，衝動之下拔刀當街殺人，結果被巡城的軍士當場拿獲。

這個契丹人當街殺死漢人的行徑引起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