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朝廷的有識之士則組成了禁菸派，以湖廣總督林則徐、鴻臚寺卿黃爵滋為主要代表，他們痛陳鴉，片的害處“片時之煙，耗費數十日之費，未幾，百畝盡消，囊空莫高，富豪之子，轉而困厄乞丐者多矣”。

黃爵滋還向朝廷上書，詳細闡述了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嚴重禍害。林則徐更尖銳的指出：鴉，片氾濫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充餉之銀。堅決要求狠狠打擊煙販菸民徹底斷絕煙禍。

狼煙未起，禍起蕭牆；禁菸派主戰，弛煙派主和。看看凡是英軍碰壁的地方如廣東、福建等都是由主戰派任最高長官的地區，而英軍所向披靡的地方如浙江、直隸等大都由主和派任最高長官，他們從心裡根本就不願意開戰，所以也用不著作戰爭準備。

主和派在英軍逼近天津時，非但不整軍備武，積極備戰，反而大肆攻擊主戰派，認為正是他們的無識挑起戰端，並故意誇大敵人的威脅，慫恿皇帝議和。最後軟弱無能的皇帝聽信了主和派，將林則徐、鄧廷禎撤職，改派崎善為欽差大臣去廣東議和。很大程度上說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英軍的強大，而是由於朝廷內部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願打仗，攻擊主戰派自毀長城。

而在安南內戰以及針對法國人的戰爭中，新的主戰派與主和派營壘非常分明，爭論異常激烈，對戰爭程序產生的影響也十分明顯。

針對安南戰事以及有可能與法國人開戰的風險，朝堂上爭論不休分成主戰和主和兩派。主戰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吳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張亮基，三人的關係親密自然站在同一戰壕之內。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則是朝堂上一干頑固守舊大臣，他們似乎被英法聯軍嚇破了膽，根本就不敢與列強作對。

還有湘系和淮系兩派大佬態度曖昧，即不支援主和派也不屬於主戰派，好象對於安南戰事沒多大興趣一般，事實也正是如此。

兩派對時局的認識不同，對法國的態度各異，可謂徑渭分明。

主戰派的認識與主張對於法國入侵越南北橋，進而窺伺中國的狀況，主戰派主張積極備戰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幾點。其一，法國侵佔越南北橋，威脅中國西南邊境的安全。陝甘總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為滇、粵遮蔽，與吾華接壤，五金之礦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顧，法人之得隴望蜀，勢有固然，殆全越為法所據，將來生聚教訓，納糧徵稅，吾華何能高枕而臥？”

另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探奏稱：“伏念越南之於滇、粵，渡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故今日法軍之捷，在越南為心腹之憂，在中國亦豈癬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卻指出，中國尚不具備同歐洲頭等強國正面交鋒的實力，因此朝廷應該透過外交手段來解決越南問題。

就在主戰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爭論不休之時，不久之後發生的‘天津教案’，卻讓朝廷的目光全部轉移到臨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區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關於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隨即迅速大面積流傳開來。

兩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不久之後落網，官府在貼出的告示裡暗示其行為可能是“受人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勵，開始主動組織捉拿人販子，不久即捕獲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

經民眾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所用迷藥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經核實的訊息不脛而走，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民眾與教民口角相爭，且向天主教堂拋磚襲擊。

仁慈堂修女本擬請民眾派代表入內調查真相，但卻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以一種相當傲慢的姿態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級——豐“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迅速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府衙門，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辯論中，豐開槍向劉傑射擊，射死擋前的劉傑家人劉七。

豐的開槍殺人行為點燃了一觸即發的民憤。洶湧的圍觀百姓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衝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20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