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交廷臣會議。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尚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見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

慈禧聽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見，重新任命奕訢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的要職被剝奪了。這就是說，奕訢被排除在最高領導層之外，不得與聞樞密，慈禧太后進一步地收緊最高的皇權。

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也太過迅速，短短不到一月時間便已塵埃落定，雖然此事波及朝堂各大派系幾乎所有重辰，可是根本就沒給外臣反應過來的機會，等到各省封疆得到確切訊息，做出反應的時候已經為時過晚，朝堂上的爭鬥已經早有定論。

這一次，不僅恭親王被狠敲了一記悶棍，洋務派也跟著遭受不小打擊……

第676章警鐘

恭親王可是洋務派領袖，他的自身榮辱不僅關係到王公黨切身利益，同時也對大清此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影響甚深。

不論此次慈禧太后有沒有打壓洋務派的心思，事實上已經對氣勢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勢力龐大的洋務派造成了極為不好的影響。

恭親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務派大佬們便少了一分來自朝堂的保障。

雖然此時無論曾國藩還是左宗棠，還有一直沒有表態其實早已算是洋務派大佬的兩廣總督吳可，都已是羽翼豐滿的一代豪雄，但他們畢竟是漢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滿人為主的朝堂上不好動作。

少了恭親王的幫襯，各地打上洋務派標籤的督撫就得直面頑固守舊勢力的攻擊，雖然他們並不畏懼麻煩，但麻煩能少一點是一點。

所幸恭親王沒有被一擼到底，雖然不能參與中摳事務，但以他親王的位份還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碼慈禧太后在徹底解決殘留顧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將恭親王以及地方洋務派徹底得罪。

……

朝廷明發上諭後，兩宮太后並沒有立即召見恭親王奕訢。

而恭親王奕訢請求召見，她們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幾天後的四月十四日，她們才召見了恭王。這時的奕訢已深知慈禧的厲害，他誠惶誠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從諭旨聽從裁決的姿態。

慈禧也許是動了惻隱之心，也許是裁抑奕訢的目的已經達到，也許是軍機處沒有更為合適的人選，便於同日發了一道上諭：“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無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

這就恢復了恭王的首席軍機大臣職，但“議政王”名目卻永遠地削除了。是恭王仍被命樞廷矣，然已無‘議政王’之尊稱。名位固已較前大為減削，此雖王年少不學，關於大體，積嫌蒙釁，自取之嚴譴，然亦太后集權之手段也。

這一次慈禧太后對恭親王發難，可以說突然之極讓人大感措手不及，恭親王的表現也平庸到了極點，可以用毫無還手之力來形容。

這對於心高氣傲的恭親王而言，可是極為突兀丟臉之事。

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豐帝奉安定陵，恭親王襄辦奉安事宜有功，兩宮太后欲加優獎。此時的恭親王牢記“功高蓋主”的古訓，“以盈，滿為懼，再四固辭”，再也不敢領受什麼獎賞了。

所以慈禧將恭親王交宗人府議敘，宗人府評價甚好：“惟恭親王誼屬宗藩，首參機務，近來事無鉅細，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斂抑。”

慈禧很滿意，特頒一諭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諭旨，著無庸納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勳勞，保全令名至意。”所以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起居注僅書：“命恭親王毋庸在軍機處議政，並撤一切差使。”而無慈禧起草的硃諭全文。這是慈禧為緩和同奕訢的矛盾而採取的一個步驟。

恭親王奕訢為了表明自己的心跡，面奏兩宮太后收回對其長女封為固倫公主的成命。兩宮經考慮便以同治帝名義發一上諭，同意了他的請求，但封其為榮壽公主，所有一切儀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訢怕功高加禍，嚴厲約束自己謹慎行事。

總之，這場由兩宮太后，主要是慈禧發起的對恭親王奕訢的鬥爭，前後經一個多月便基本結束了。這事來得突然去得迅急，最後慈禧太后也達成目的。

等到地方督撫得到訊息，並準備做些什麼的時候，事情已經塵埃落定沒有轉圜餘地，其他人怎麼想的吳可不清楚，反正當時吳可罵了娘。

他一則對慈禧太后如此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