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之後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靜的情況下，朝堂上利益相關的一干重臣無不牽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東陵工程處趕回京師，來不及休息，急忙上疏為奕訢說情。他先讚頌兩宮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當”，接著肯定了奕訢“感荷深恩，事煩任重”，然後著重說明奕訢“有失於檢點之處，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且被參各款本無實據，若因此遽爾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行政用人，殊有關係”。因此，他請求兩宮太后“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懲，責其後效。

御史孫翼謀也直上一疏，他說：“今外難尚未盡平，民氣尚未盡復，帑藏之度尚未盡裕，善後之事宜尚未盡籌。言用人，則是非議論，或無定評；言行政，則通變之權宜，非拘常例。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無一專任之人，此後之執咎者誰耶？”這是從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入手，來說明處理奕訢要極為慎重。他懇請對奕訢“可否酌賞錄用，以觀後效”。

看起來，這幾天大臣們不僅在思考，而且在積極地行動。無論是想抱兩宮太后的大腿，還是為自身派系利益考慮，都紛紛發言對慈禧太后的舉措議論紛紛。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內閣復會。兩宮太后將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孫翼謀等三人的上疏發下交議。

大學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為最瞭解慈禧的意圖，因此拿出事先擬就的疏稿給大家看，並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討論。這使到會的人感到很沮喪，但是王大臣們還是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

有的大臣說，這是家庭糾紛，叔嫂之爭，外人不好說三道四；有的說，奕訢既然屢招物議，不見得都是捕風捉影，看起來他是難以擔當重任的；有的說，揭發恭王沒有確據，應該允許自新，棄置可惜；有的說，兩宮懿旨已頒，不應朝令夕改；有的說，從諫如流，既然罷恭王認為不妥，就應該拋開自己，收回成命。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事在朝堂引起極大爭議。

看看火候到了，肅親王拿出了一份擬好的疏稿。他認為醇親王、王拯、孫翼謀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議：“臣等謹議恭親王方蒙嚴譴，驚惕殊深，此時察其才具，再為錄用。雖有惇親王、醇郡王並各臣工奏保，總須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獨斷，以昭黜陟之權，實非臣下所敢妄擬。所有臣等遵旨會議情形，謹繕折具陳。”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肅王的疏稿起了扭轉會議方向的大作用。眾人紛紛表態贊同肅王的提法。倭仁鑑於形勢，也不便固執己見，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個奏摺：

臣等伏思黜陟為朝廷大權，恭親王當皇上即位之初，維持大局，懋著勤勞，疊奉恩綸，酬庸錫爵。今因不自檢束，革去一切差使。恭親王從此儆懼，深自斂抑，未必不復蒙恩眷。以後如何施恩之處，聖心自有權衡，臣等不敢置議。

這樣大學士倭仁和肅親王的奏摺取得了一致意見，都主張兩宮太后對恭親王施恩，重新錄用。軍機大臣們列名於倭仁奏摺。在肅親王奏摺上署名的有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餘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摺。內閣學士殷兆鏞、潘祖蔭等也單銜上疏。

給事中譚鍾麟、廣成等上摺奏道：“海內多事之秋，全賴一德一心，共資康濟，而於懿親為尤甚。若廟廊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係。”指出國家核心領導的團結與穩定，是關係到全域性的大問題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學士王維珍也上疏言道：“現在各省軍務尚未盡平，如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繁任巨，該王素為中外所仰重，又為夷人所信服。萬一夷人以此為請，從之則長其驕肆之心，不從或別啟猜疑之漸，此雖系意料必無之事，總無不在聖明洞鑑之中。”這是說，罷斥奕訢，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請慈禧三思。

這就是說，除倭仁折和肅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摺。這就形成了籲請重新任用恭親王奕訢的強大的輿論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鑿鑿。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應該有所轉圜了。慈禧擺出了虛心納諫的姿態，於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義明發上諭：

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次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惇親王等折均可留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