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作戰，是捻軍在抗清鬥爭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戰例。捻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著僧軍盤旋打轉，使其精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敵之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眾條件都對捻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

僧軍方面，由於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飢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成為衰弱的孤軍，最後被捻軍殲滅。

僧格林沁之死震動朝野，同時也讓朝廷制衡漢人軍事武裝的努力付諸東流，不得不讓漢人軍事武裝插手北方軍事，使得朝廷對地方掌控力進一不下降。

可以說，僧格林沁的突然戰死，其後的影響是非常深淵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曆1865年5月18日），在山東曹州吳家店（今山東菏澤市牡丹區吳店鎮）發生一個重大事件：滿清世襲罔替（俗稱鐵帽子王）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率兵輕進追剿，被捻軍包圍殺死。

一名鐵帽子王戰死所具有的輿論震撼性當時極其強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此，而是給滿清朝廷帶去一個幾乎可以說得上災難性後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響，必須要了解滿清的基本軍事體系及其演變。

滿清在順治期間（17世紀中葉）形成了八旗和綠營軍事制度，兩者稱為經制兵，也即今天所說的國家正規軍。

綠營是滿清入關後繼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漢人為基本的軍隊，常規保持六十萬人之眾，而八旗兵力可能僅為二十萬人，最高的時候為三十五萬人。

儘管如此，八旗軍隊是滿清的看家武力。就駐防而言，綠營分散在全國，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華南、華中、華東等地，有戰事時才進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國駐紮外，主力採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區，因此，八旗主力相對綠營處於優勢狀態，是滿清最後的鐵拳。嘉慶（18世紀末19世紀初）之後，無論是綠營還是八旗，都開始明顯腐敗、衰落，但國家基本軍事體系的格局並沒有變化。

1851年太平天國興起，隨即捻軍興起，問題頓時格外嚴峻。太平天國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戰，滿清進行應對的主要是綠營，然而綠營根本沒有能力獲取優勢，咸豐皇帝在1852年底就開始大力組織團練，成為湘軍以及鄉勇隊出現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國第一次打敗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1858年第二次打敗江北大營，1860年第二次打敗江南大營，就此，綠營武裝基本失去了戰鬥力，從而湘軍和鄉勇隊得以真正興起，成為滿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裝和主力。

因為八旗在南方的軍力薄弱，整個南方就此落如漢人軍事政治集團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夠牽制南方漢人軍事集團的武裝力量，也唯有駐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裝……

第656章邪門

儘管太平天國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後即進行北伐，捻軍也隨即像瘟疫一樣在北方傳播開來，但他們還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擊。滿清對付太平天國北伐和捻軍的主力，已經不是綠營而是八旗。

在這個過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為滿清最重要的守護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國北伐主帥林鳳祥、李開芳，給予太平軍北伐部隊全殲，隨即應付進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聯軍，又接連獲取擊敗捻軍的勝利。

然而，捻軍屬於流竄作戰，僧格林沁既有剿不勝剿之苦，又在接連的戰術勝利中越來越輕敵，終於在山東曹州率領不多兵力死命追敵而陷入包圍，一代滿清名將戰死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裝沒有了能夠真正擔當的主帥，終於步綠營之後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戰鬥力。就在僧格林沁戰死的前一年，湘軍攻佔了天京（南京），標誌著太平天國已經失敗。

僧格林沁一死，曾國藩馬上就奉命北上對付捻軍。儘管湘軍已經進行解散工作，但李鴻章部和劉長佑部興起，李鴻章、劉長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國殘餘後也率軍北上。

於是，漢人控制滿清軍事力量的格局已經註定。

由此可見，僧王在高樓寨戰敗被殺，所導致的後果有多麼嚴重。

其實當南方太平天國被打敗，無論僧格林沁死與不死，北方捻軍被剿滅都已經註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會是滿清的鐵拳，曾國藩、李鴻章的勇營武裝很難獲得向北控制的機會，所面臨的命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