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兩次剿匪，還有兩次支援京畿，鄉勇隊基本上都是獨立作戰，與河南清軍以及京畿清軍的交流不多。也就是在京城保衛戰中，因為人手不足的緣故鄉勇隊才與京城守軍混合作戰。

可就算如此，隨援的鄉勇隊精銳也是單獨立營，沒有跟京城守衛清軍有過多接觸，鄉勇隊的底細也沒有暴露於京中大佬眼底。

兩江清軍算是與鄉勇隊配合得不錯的清軍部隊，沒辦法連兩江清軍的整編都是鄉勇隊派出大隊教官親自訓練，是除了左宗棠部楚軍對鄉勇隊最熟悉的清軍部隊，可就是這樣兩江清軍與鄉勇隊依舊是不同的兩個體系。

三萬鄉勇隊精銳戰士以他們嚴格的軍紀，讓羊城百姓大生好感。

緊接著鄉勇隊又貼出招工告示，招募了數千羊城底層百姓做工，間接更是讓數千個家庭受益，這一下更得民心之前的閒言碎語也慢慢消失無蹤。

果然中國人是最容易適應環境的，見城外駐紮的三萬官軍沒有饒民之舉，城裡的百姓雖然心中依舊帶著擔憂，但廣州城很快就恢復了原本的繁華和喧鬧。

與前任勞崇光交接用去了小半個月，之後又是與廣州城裡的大小官員瞭解情況，又花去了大半個月時間。

等他對廣州局勢有了個大概瞭解的時候，時間不知不覺已過去一月有餘。

廣東局勢真的不容樂觀，被洋人滲透得實在太過厲害，民心都不一定在朝廷這邊，萬一有事也不用指望地方團練武裝能幫上什麼忙。

首先就是民心問題，這兒的‘漢奸’實在多了點。

早在1841年5月底，廣州城北的三元里爆發了民眾抗英事件，後來這個事件因被寫入歷史教材而廣為人知。

但少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眾抗英的同時，也有不少民眾成為英國軍隊的後援。據記載，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這個數字要遠遠超過喪生三元里的英軍數量。

不僅僅在三元里，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有眾多的中國民眾為英軍以及後來的英法聯軍服務，他們為這些“夷人”提供後勤，刺探情報、引路，甚至直接參與作戰。

這些援英者被斥之為“漢奸”。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有清廷官員慨嘆，“漢奸”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連吃敗仗的窘境中，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廣東民眾除已為漢奸者外，其餘民眾鹹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

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奏報中說：“論者本謂該逆（清廷對英軍的稱呼）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更為熟悉。”

這些寫給皇帝的奏摺難免有推卸戰敗責任，誇大事實的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援英”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成為令官員們頭疼的大問題。

因此，歷此對外作戰時，清軍不得不面臨兩線作戰的局面，一面是要對付裝備先進的英軍，另一面則是要對付數量龐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剿滅“漢奸”是比抗擊英軍更緊要的事。比如“靖逆將軍”奕山在對道光皇帝上奏戰果時，每次都把“殺死漢奸”放在斬殺英軍官兵的前面。

所謂“漢奸”，大多數原本是和英國貿易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中國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戰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國人排斥。而紀律散漫的官兵為了謊報戰績，濫殺貧民，汙名為“漢奸”，反過來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數量。

儘管“漢奸”一詞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在中國開始被廣泛使用，但這一概念的首次出現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於“夷夏之防”被過度關注，嘉慶皇帝就曾稱那些為暹羅（泰國的古城）充當貢使的中國商人為“漢奸”。

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由於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鴉，片的中國販子的存在，“漢奸”一詞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廣東禁菸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禁止了與英國的通商，那些違反禁令繼續與英國人做生意的商人統統成為“漢奸”。

1840年春天，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裡，林則徐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即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數不清的與英國人往來的商人、水手和為英國人勞動的“苦力”。

隨著局勢的越發緊張，這種“漢奸”行為也就越發讓林則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