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作為這個領導層的核心人物，不但在湘軍這個政治軍事集團中享有無可爭辯的威望，也是滿清政府政治生命賴以延續的首席漢臣。

更重要的是，各派湘軍統率之間並沒有不可調和的門戶之見和不可化解的利害衝突，在與太平軍的長期作戰中，能彼此呼應互為依存，相互配合共同對敵，加上有駱秉章、胡林翼這樣資望極高的老臣從中協調斡旋，湘軍在十多年的征戰中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配合和良好的互動，是一個典型的松而不散的軍事同盟。

對外的一致卻並不代表湘軍內部一團和氣沒有紛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麼大一個政治軍事集團，內部派系林立各位大佬之間的關係有好有壞。關係好的就不說了恨不得穿一條褲子，關係壞的又有輕重之分，輕的只是性格不和難以共處，壞的互相攻擊都算輕的，有的更是老死不相往來這等程度。

眼下湘軍立不世偉功，朝廷一下子封賞了近十位一品提督，二品總兵更是幾乎氾濫成災，內部的實權爭奪與劃分就是一個不小麻煩，搞不好引來內部不滿湘軍將出現內部動盪。

而曾國藩那位掌握吉字營的老弟做事太過囂張，不僅引來朝廷的不滿針對，更引起湘軍內部不少大佬的不爽，怕是等朝廷封賞過後還少不得一場紛爭……

第642章看好戲

也不知道是年輕氣盛，還是有曾國藩幫忙遮風擋雨太過順風順水，讓性格張揚的曾國荃招惹是非，給自己和大哥曾國藩引來不少麻煩。

“吉字營”收復南京的戰功固然顯赫，但在這一輝煌戰果的後面卻隱藏著一樁巨大的政治錯誤。曾國荃作為撲滅太平天國的第一號功臣，卻並沒有獲得李鴻章後來那樣的超然地位，這廝差點就淹沒在晚清的歷史當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曾國荃九死一生攻陷“天京”連夜向朝廷報捷期望得到重賞時，卻等來了截然相反的結果，朝廷首先嚴厲指責他在破城當晚，返回雨花臺大本營，造成了幼天王洪天貴福和幹王洪仁��約笆�����驕��客晃У難現睪蠊��

隨後又嚴查天京各王府內金銀財寶的下落，毫不留情地點了曾氏兄弟的大名：“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

如此曾國荃一夜之間從“頭號功臣”變為了“朝廷罪臣”，攻克南京不僅沒有得到重賞，反而面臨一場政治災難，這是曾國荃萬萬沒有想到的，他在湘軍觥籌交錯的勝利眩暈之中給自己招惹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搞不好是會死人的。

朝廷的諭旨實際上已暗藏殺機，因為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它在提醒曾氏兄弟，如不能識時務急流勇退，不但“勳名”難保，“長承恩眷”也難以為繼。

至此，功勳卓著的湘軍只能面臨迅速被裁撤和肢解的命運。曾國荃當初如果聽從曾國藩的安排，去“協防”上海，把“克復天京”的“頭功”讓給劉長佑或者李鴻章，曾國荃和湘軍的命運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

當初具有全域性觀念和政治遠見的曾國藩，一度想派遣曾國荃率湘軍精銳去“防衛上海”，可惜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曾國荃邀功心切，認為“克復天京”才是“頭功”，拒絕開赴上海。

曾國藩只得改派李鴻章率淮軍去完成這一戰略重任，李鴻章不愧是曾國藩的衣缽傳人，他心領神會順應時勢，率部出征旗開得勝，此舉為李鴻章日後迅速崛起奠定了堅不可摧的政治基礎，不久就擔任江蘇巡撫成為湘軍系統中政治地位僅次於曾國藩的封疆大吏。

而這個歷史機遇本來是屬於曾國荃的，短視的曾國荃卻讓湖湘文化失去了一次撈取政治資本的絕好機會，而曾國藩的用人尺度太開，沒有控制好這根政治鬆緊帶的彈性，也是一個明顯的失誤。

從這個意義上說，矇昧著曾國荃恰恰成就了李鴻章後來的輝煌，而他身上留下的政治傷疤需要不知多長時間才能癒合，搞不好以後可能再無翻身機會，這樣的事可不是開玩笑的，曾國荃這次的跟頭栽得可不輕。

在與手下將校的通氣會上，吳可將這些明的暗的以及自己心中所想，統統跟手下小弟說了一遍，為了就是讓小弟們吸取教訓不要被一時的繁華盛景所迷惑。

“不要看眼下曾氏兄弟風光無限，其實卻是危機重重！”他滿臉嚴肅說道：“一有不慎，朝廷可能會不顧一切對湘軍動手！”

儘管之後從兩江方面傳來訊息，據奏聞中樞本著“逆擄金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