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理藩院”打交道，同時認為地方總督無權處理涉外事務，多次要求建立專門機構對待他們這些列強使節。

1860年11月，英法聯軍依約從北京撤走，使恭親王奕訢大喜過望，在奏摺中說：“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勸咸豐帝“儘可放心”迴鑾。

1861年1月，奕訢再上《統籌洋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有效地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奏摺指出：“近年各路軍機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以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豐帝批准。

這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立的原由和經過，基本沒費什麼周章。吳可跟隨桂良參觀衙門裡的一個個部門，對於總督衙門的權力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屬機構有英國、法國、俄國、美國、海防五股，另有司務廳、清檔房、電報處等機構，下屬機構有同文館、海關總稅務司署，還管轄南、北洋通商大臣，選派出國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銀庫，可謂權勢滔天。

吳可進一步瞭解總督衙門各部門的職能以及職權範圍，在桂良的示意下都得到了滿意回覆。

英國股主辦與英國、奧地利兩國交涉事務，兼辦各口通商及各關稅事務等事；法國股主辦與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四國交涉事務，兼辦管理保護教民及招用華工等事；俄國股主辦與俄國、日本兩國交涉事務，兼辦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外交禮儀、本衙門官員的考試任免、經費開支等事；美國股主辦與美國、德國、秘魯、義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交涉事務，兼管海防設埔，保護華工等事；海防股主辦南北洋海防，包括長江水師、北洋海軍、沿海炮臺、船廠以及購置輪船、槍械、製造機器和置辦電線、鐵路、礦務等事。

司務廳主管收發檔案、呈遞折件等秘書性質的事務工作；清檔房主管繕寫檔案及保管檔案等工作；電報處主管翻譯電報等工作。

總理衙門還下設南、北洋通商大臣。

剛開始南北洋大臣為專職，由買，辦化的官僚薛煥、崇厚任職，後分別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與總理衙門在業務上的關係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難問題時，可與總理衙門諮商，由總理衙門備顧問和代奏朝廷。

朝廷一開始設立總理衙門時，又在其下設三口通商大臣駐天津，管理天津、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三口與外通商事務。

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設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駐廣州、上海，管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對外通商、交涉事務），1861年也列於總理衙門之下，並逐漸擴大職權，增管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各口岸，兼辦海防和其他洋務，實際成為南洋通商大臣。

總理衙門主要負責外交事務的執行而非決策，決策的權力主要掌握於皇帝（實際上是兩宮太后）以及軍機大臣決定，但因為此時負責的恭親王和文祥都具影響力的軍機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獲透過。

而在1860年代在恭親王領導下，總理衙門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有較多的發揮，包括處理《天津條約》之後的善後事宜等等涉外事務。

吳可跟著桂良在總理衙門好好溜達了一圈，回到衙門正堂的時候，竟然一下子碰到了洋務派兩位旗幟性大佬，左宗棠跟李鴻章！

“季高兄你怎麼來了？”

吳可很是詫異的問道，不過很快便反應過來一拍腦袋，不無自嘲道：“瞧我這記性，季高兄可是堅定的洋務提倡者，來總理衙門也不希奇！”

“夢臣你怎麼也在這裡？”

左宗棠好奇的睜大了眼睛，並不高大卻給人以強壯印象的身子也快步走了過來，一把抓住吳可的手猛搖了搖。

兩人是共事多年的老熟人了，從張亮基還在湖廣總督任上便開始共事，然後跟隨張亮基一起赴任河南，又同時跑到淮北擔任軍政要職，一直等到張亮基臨危授命擔任閩浙總督後才分開。

不過就算如此，他們之間的聯絡也從沒中斷過，每月一到兩封書信往來已成常態，關係沒有因為距離的拉長而又任何冷淡跡象。

吳可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與當時擔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保持密切聯絡，聯手對付太平軍的小部騷擾。

後來左宗棠改任福建巡撫，兩人之間的互動聯手才消停下來。而等到吳可調任兩廣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