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就範。

待眾人發完言後，童國兵又加重語氣說：“現在學習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說完便開始念這篇文章。

列位看官，學習《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是文革期間辦學習班的必要程式，實際上是敦促被辦學習班的人投降，早日交代問題。

鐵戈並沒有住過學習班，也不知道要走這個過場，心裡暗想：“老子又不是國民黨的將軍，學這東西有什麼用？督促我投降，我有什麼問題？”

自己沒有問題這一點他心裡非常清楚，但曾流剛才說的話一下子把他打懵了。那意思很明顯：第一、郎超雄等人成立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第二、郎超雄等人和外地的反革命集團還有聯絡，恰恰是第二點印證了第一點。如果單說郎超雄等人成立了反革命組織，鐵戈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的。如今已和外地的反革命組織有聯絡，這不就證明郎超雄他們確實成立了反革命組織嗎？據鐵戈所知反革命不會和普通人聯絡，只有反革命之間才會產生聯絡，他從小受的就是這種教育，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這樣。

鐵戈在心裡罵道：“郎超雄啊，你他媽害死人哪！我這二十一年清白的名聲毀在你的手上了，叫我以後怎麼做人哪！”

在那個年代寧可得絕症也不能和反革命沾上邊，如今可倒好，無緣無故的和反革命掛上了鉤，而且還是集團案子，這才是最要命的事。

鐵戈腦子裡如同一團亂麻，心臟“突突”地亂跳，耳朵“嚶嚶”地耳鳴，大腦一陣陣發矇，手心裡滿是汗水，把拿在手上的《毛澤東選集》都弄溼了，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事。直到童國兵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唸完了，他還沒回過神來。

接著童國兵便組織學習班的人對鐵戈展開批鬥，學習班的九個人又開始對他大張撘伐，無非是說鐵戈已經滑到反革命深淵的邊沿，組織上正在對他進行挽救，如果再不猛醒，不和反革命組織劃清界限，不主動揭發同夥，最後就要帶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都是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些陳詞濫調，就像東北話裡說的癩蛤蟆跳到腳上——不咬人但很咯應人。

這個批鬥會開了一個多小時，鐵戈曾幾次試圖說明真實情況，但每一次還沒說上兩句就被那些人劈頭蓋腦的批判堵了回去，他毫無辦法只能保持沉默。

列位看官，凡是經歷過學習班的人都知道，當一個人失去了話語權的時候只能任由別人向自己潑汙水，扣屎盆子。被辦學習班的人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申辯的機會，你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沉默沉默再沉默，只能聽任別人指鹿為馬，無限上綱。鐵戈此時記起了在中南海里批鬥劉少奇的紀錄影片。劉少奇當時手裡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不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起碼我還是國家公民，我還有言論自由。但是那些批鬥他的人卻用手中的毛主席語錄打他，白髮蒼蒼的劉少奇這時也只能任人批判，毫無反抗的餘地。

1964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因為劉少奇、鄧小平沒有通知毛澤東去開會，在第二天的會議上他氣沖沖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我是一個公民，是一個黨員，我也有發言權。”只不過以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想怎麼說，想說什麼都是言者無罪，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僅對他一人有效，其他任何中國人想都別想。而劉少奇被批鬥時則只能緘口不言，最後悽然下臺命喪開封。連劉少奇這樣的大人物尚且都不能為自己申辯，一個小小的鐵戈又能怎麼樣？

學習班裡的批判會有一個絕招，那就是並不把陷入籠中的人一下子整死，而是留下一點虛假的希望，讓你覺得前面還有一絲“光明”，只要你跟著這“光明”走，還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因為他們必須獲得受害者的口供用以定罪，在這個人沒有交代其“罪行”時辦案人員一般是沒法定罪的，這時就要向受害者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逼取口供，等到他們拿到了他們所希望的口供以後再來最後致命的一擊。（當然對於那些頑強抵抗的死硬分子還會施以殘酷的肉刑，而文革時期專案人員想出來的私刑真是千奇百怪，有很多私刑連軍統特務都沒想到過，這一招是促使被辦學習班的人放棄抵抗最有效的一招）。這種方法在文革期間屢試不爽，十分靈驗。任何一個進了學習班的人，他最後的底線就是企圖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除此以外任何東西包括生命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多少人寧可自殺也不願玷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