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是這樣的，七五年六月咸寧地區抓了一個叫龔瑾的人，這人是個轉業軍人，通山縣工會的一個幹部。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把通山縣文革中互相爭鬥的鋼派和新派甚至原來的老保都捏到一塊一起造縣委的反，把通山縣鬧得一塌糊塗，咸寧地委早就想把這個人拿下，一直盯著他，後來真的把他抓了，接著又抓了另外幾個造反派頭頭。通山縣原公安局長的兒子喬小平聞訊後跑到辛建家裡住了一段時間，但喬小平並不知道通山縣公安局的人暗中盯梢，他的一切行動都在公安局的監控之中。他在辛建家住了一些日子後又突然回到通山，結果一下車就被捕了。在搜查中發現了辛建給喬小平的信，通山縣立即把這個情況上報給咸寧地區，咸寧地委馬上給紅州地委發了一份公函通報這一情況。紅州地委接到咸寧地委的公函後責成公安處長柳國夫牽頭成立專案組，他是組長，我和文重、縣法院院長董增財是副組長，專門負責這個案子。七六年七月十九號縣公安局密捕了石庵村和辛建，八月四號抓了郎超雄，以後又陸續抓了葉一彪、柳六一等人，你兒子鐵戈是七月下旬被關進學習班的。等到審訊材料和學習班的交代材料報上來以後，我發現其實他們並不是一個反革命集團。”

汪院長又給鐵夫杯子續了一些開水：“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愛讀書，什麼書都看。這幫小青年對郎超雄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自發地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還有什麼黑格爾、笛卡爾的哲學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凱恩斯的一些著作。在看待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時語言有些尖刻和偏激，說什麼中國正在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等等。這些都還好說，關鍵的問題是郎超雄寫了很多文章分別寄給《文匯報》、《紅旗》雜誌、《歷史研究》雜誌，有一篇甚至寄給了毛主席辦公室。七四年他先後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論物質與精神關係，批判了精神萬能論。另一篇文章論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三者之間的矛盾關係問題，這篇文章的核心內容是批判上層建築決定論的。就為這兩篇文章，董院長和呼延庭長整整審了郎超雄三天。郎超雄在被審訊過程中說‘精神萬能論’和‘上層建築決定論’這兩種謬論，打著宣傳毛主席的精神變物質論斷的幌子，到處招搖撞騙，塞滿了書報市場，可見唯心主義史觀在我國的復辟達到了何種嚴重的地步！這就證明郎超雄他們這些人是花了大量的時間用來研究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而且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四人幫他們不正是鼓吹這些東西嗎？可是柳國夫卻把這兩篇文章上綱上線，始終認為這是郎超雄反對毛主席的鐵證，因為毛主席講過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關係的話，董院長和呼延庭長也傾向這個意見，我則認為這好像是學術方面的爭論。就因為我的這個觀點，古書記說我太右。於是我和董院長一起到省高院去，請高院的領導替我們把把關。結果省高院的領導也認為這是學術之爭，他們還帶我們到湖北大學哲學系去座談，那些哲學系的教授們卻不敢表態，只是說這種提法是第一次看到，國內哲學界尚無此提法，別的話一句也不敢多說。我從他們吞吞吐吐的講話中知道這些教授們一是認為郎超雄的觀點很新穎，二是學術之爭不能作為定罪的依據，但這樣的話那些老教授不敢直接說出來。這樣一來董院長也傾向於我的觀點，於是我們法院系統和公安系統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後再也沒有搞出什麼像樣的材料。”

鐵夫扔了一根菸給汪院長，聽他繼續講：“這樣地委就騎虎難下了。判吧，沒有證據；放吧，後患無窮。古書記給專案組定了個八字方針：‘繼續關押，繼續審訊。’到了七六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高潮的七八月份，地委甚至準備釋放郎超雄等人，還把我和董增財叫去開會商量這個事。我和董增財是傾向於放人的，柳國夫和文重則堅決不同意放人。古書記當時很猶豫，但他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派董院長找郎超雄、石庵村和葉一彪三個人談話，要他們出來以後不要再鬧了，另一方面卻又拖著不放人。即使在四人幫被粉碎後地委還在等待觀望，直到全國局勢完全掌握在新的黨中央手中以後，這時古書記的態度一下子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彎，變得十分強硬，堅持判決此案。這個案子的判決也就是每個人判多少年都是他和柳國夫事先定好的，縣法院所做的只是寫判決詞和宣讀判決書。關於對你兒子的處理原來並不打算把他扯進來，透過對郎超雄等人的審訊和交代材料來看，鐵戈和郎超雄等人並沒有實質性的接觸，和韋新雨、李炳林完全不認識。他只是和辛建、柳六一、章子野等人接觸得比較多一些。但是他當時在白菂河，一年只能回紅州一兩次，主要是信件來往。這些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