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那麼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到頭來反而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什麼東西都要憑票供應，連兩分錢一包的火柴、一角錢一兩的散裝白酒都要供應票才能買到，這叫什麼革命？工人、幹部的工資多少年都沒有往上調，農民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叫什麼革命？這些情況你是親眼所見也曾經歷過，如果你能解釋清楚這些問題，或者說想明白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問題，很多事情就不言自明瞭。我不指望這三言兩語就能轉變你在批林批孔中形成的觀點和看法，這需要你自己仔細地思考、對比。當然不能說你所有的觀點和想法都是錯誤的，比如說王為仁的所作所為我也認為是人所不齒的行為，你寫他的大字報這很正常，關鍵的是你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決定了你的觀點和思維方式。從去年逮捕四人幫到現在已經一年了，你坐牢也已經十個月。這十個月裡你可能從報紙上知道一點社會上發生的事，但實際上很多沒有登報的東西因為監獄裡訊息閉塞，你並不清楚，所以我剛才說你有點食古不化。鄧小平復出以後主管教育科技工作，現在北京正在開會討論高校恢復招生的問題。還有，天安門事件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是革命行動還是反革命事件？老百姓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一些文革前的作品正在慢慢開禁，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也在議論之中，而這些事你並不知道。有一點請你注意，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便是毛澤東的話也不見得句句是真理，他做的事也不是件件都英明。比方說劉少奇、賀龍、陶鑄、彭德懷到底是什麼問題？如果劉少奇真的是叛徒、內奸、工賊，為什麼不透過法律程式而是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從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來看，像秦國的李斯、商鞅，漢朝的韓信、英布，宋朝的岳飛父子，明朝的于謙、袁崇煥，清朝的戊戌六君子等等，無一不是死在天子的金口御言之下。這種封建歷史傳統為什麼一直流傳至今，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這人好一張利嘴。”鐵戈暗忖道。

停了一下鐵戈說：“你的這些話要是在一年前肯定是不折不扣標準的反動言論，這樣的話我從來就沒有說過，我倒成了反革命。不過我感覺到現在的言論比文革時期自由了些，你說的問題恰恰也正是我想搞清楚的問題：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只會在中國發生？這到底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的冤案？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和許多無辜的人肯定不會坐牢，我想這恐怕不止是某一個人的悲劇。”

文革的整個過程鐵戈都看過聽過或親自參加過，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觸動，只有等到被關進學習班以後他才開始反思文革，因為這時文革的惡果已經觸及到他本人了，而且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他擊倒，這一切來得太快使人猝不及防。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思考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卻怎麼也得不到答案，就像一個迷失了方向的航海者找不到陸地一樣在驚濤駭浪中被打得暈頭轉向。至此他由一個文革的擁護者變成了文革的懷疑者，但卻一時又改變不了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維方式。他一邊懷疑文革，一邊又用文革的思維定勢為自己開脫，一會兒用文革的矛攻擊別人，一會兒又用文革的盾來保護自己，這就使他常常陷入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比如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到底是對是錯？如果是錯的誰敢這樣說？那不成了反革命嗎？如果是對的為什麼國家搞得一團糟？被打倒、整死、定罪的人有那麼多？實際上他陷入了一個怪圈，那就是把毛澤東當成神來看，一切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以毛澤東的價值觀為價值觀，直到他被關進監獄這個更加閉塞的環境裡他還堅決把毛澤東奉為神明，而監獄裡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是這樣看問題的，所以他始終走不出這個怪圈。

彭叔叔點點頭：“這不是一兩本書說得清除的事，也許這是一個課題，也許像《紅樓夢》之後有《紅學》一樣，說不定將來會出現《文革學》。”

“如果將來有人寫出了《文革學》，我倒真想看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時鐵夫從提包裡拿出一本書：“這是剛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你好好看看。”

鐵戈接過書問：“鐵瑛，媽媽還好吧？”

“媽還好，就是不能聽《洪湖赤衛隊》。”

“為什麼？”鐵戈不明白。

“韓英母女牢房相會，唱的‘孃的眼淚似水淌，點點灑在兒的心上，’媽一聽就哭。只要收音機裡放《洪湖赤衛隊》，全家人就搶著去關收音機。”

“都怪我，讓媽媽傷心了。”鐵戈自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