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篷放下來，說她怕風，前面又遮上雨布。黃包車拉走了，走了很長的路，還過橋。天已經黑了，滿眼零亂的燈光。霖生住在虹口一個陋巷裡，家裡就是他們夫婦倆帶著幾個孩子，住著一間亭子間。

霖生一到家，把曼楨安頓好了，就又匆匆出去了，到她家裡去送信。她同時又託他打一個電話到許家去，打聽一個沈世鈞先生在不在上海，如果在的話，就說有個姓顧的找他，請他到這裡來一趟。

霖生走了，曼楨躺在他們床上，床倒很大，裡床還睡著一個週歲的孩子。灰泥剝落的牆壁上糊著各種畫報，代替花紙，有名媛的照片，水旱災情的照片，連環圖畫和結婚照，有五彩的，有黑白的，有咖啡色的，像舞臺上的百衲衣一樣的鮮豔。緊挨著床就是一張小長桌，一切的日用品都擺在桌上，熱水瓶、油瓶、鏡子、杯盤碗盞，擠得叫人插不下手去。屋頂上掛下一隻電燈泡，在燈光的照射下，曼楨望著這熱鬧的小房間，她來到這裡真像做夢一樣，身邊還是躺著一個小孩，不過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了。

蔡家四個小孩，最大的一個是個六七歲的女孩子，霖生臨走的時候丟了些錢給她，叫她去買些熗餅來作為晚飯。灶披間好婆看見了曼楨，問他這新來的女客是誰，他說是他女人的小姊妹，但是這事情實在顯得奇怪，使人有點疑心他是趁女人在醫院裡生產，把女朋友帶到家裡來了。

那小女孩買了熗餅回來，和弟妹們分著吃，又遞了一大塊給曼楨，擱在桌沿上。曼楨便叫她把桌上一隻鏡子遞給她，拿著鏡子照了照，自己簡直都不認識了，兩隻顴骨撐得高高的，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連嘴唇都是白的，眼睛大而無神。

她向鏡子裡呆望了許久，自己用手扒梳著頭髮，偏是越急越梳不通。她心裡十分著急，想著世鈞萬一要是在上海的話，也許馬上就要來了。

其實世鈞這兩天倒是剛巧在上海，不過他這次來是住在他舅舅家裡，他正是為著籌備著結婚的事，來請叔惠作伴郎，此外還有許多東西要買。他找叔惠，是到楊樹浦的宿舍裡去的，並沒到叔惠家裡去，所以許家並不知道他來了。霖生打電話去問，許太太就告訴他說沈先生不在上海。

霖生按照曼楨給他的住址，又找到曼楨家裡去，已經換了一家人家住在那裡了，門口還掛著招牌，開了一爿跳舞學校。霖生去問看弄堂的，那人說顧家早已搬走了，還是去年年底搬的。霖生回來告訴曼楨，曼楨聽了，倒也不覺得怎樣詫異。這沒有別的，一定是曼璐的釜底抽薪之計。可見她母親是完全在姊姊的掌握中，這時候即使找到母親也沒用，或者反而要惹出許多麻煩。但是現在她怎麼辦呢，不但舉目無親，而且身無分文。霖生留她住在這裡，他自己當晚就住到他姊姊家去了。曼楨覺得非常不過意。她不知道窮人在危難中互相照顧是不算什麼的，他們永遠生活在風雨飄搖中，所以對於遭難的人特別能夠同情，而他們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錢的人一樣地為種種顧忌所鉗制著。這是她來後慢慢地才感覺到的，當時她只是私自慶幸，剛巧被她碰見霖生和金芳這一對特別義氣的夫妻。

那天晚上，她向他們最大的那個女孩子借了一支鉛筆，要了一張紙，想寫一封簡單的信給世鈞，叫他趕緊來一趟。眼見得就可以看見他了，她倒反而覺得渺茫起來，對他這人感覺到不確定了。她記起他性格中的保守的一面。他即使對她完全諒解，還能夠像從前一樣的愛她麼？如果他是不顧一切地愛她的，那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根本就不會爭吵，爭吵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對家庭太妥協了。他的婚事，如果當初他家裡就不能透過，現在當然更談不到了——要是被他們知道她在外面生過一個孩子。

她執筆在手，心裡倒覺得茫然。結果她寫了一封很簡短的信，就說她自從分別後，一病至今，希望他見信能夠儘早地到上海來一趟，她把現在的地址告訴了他，此外並沒有別的話，署名也只有一個“楨”字。她也是想著，世鈞從前雖然說過，他的信是沒有人拆的，但是萬一倒給別人看見了。

她寄的是快信，信到了南京，世鈞還在上海沒有回來。他母親雖然不識字，從前曼楨常常寫信來的，有一個時期世鈞住在他父親的小公館裡，他的信還是他母親親手帶去轉交給他的，她也看得出是個女子的筆跡，後來見到曼楨，就猜著是她，再也沒有別人。現在隔了有大半年光景沒有信來，忽然又來了這樣一封信，沈太太見了，很是忐忑不安，心裡想世鈞這裡已經有了日子，就快結婚了，不要因為這一封信，又要變卦起來。她略一躊躇，便把信拆了，拿去叫大少奶奶念給她聽。大少奶奶讀了一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