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有一天心情沉重地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一星期該怎樣向我說抱歉，因為臺裡將他的部門化整為零，他那裡容不下工作人員了。聽到這個訊息的一瞬間，我只感覺淚流如注，也沒有話。主任以為我單純為不能進電視臺而傷心，就勸我注視更好的機會。我只說了一句：我不會再有機會了，就結束通話了電話。那一天媽媽只好陪我流淚，陪我不吃飯，陪我在室內呆立，然後媽媽擁我入懷說：

好女兒，是媽媽拖累了你，媽媽無權無勢。就這樣，我們母女抱頭痛哭，把社會不公平之處痛快淋漓地怨惱了一番。第二天早晨，我和媽媽在深冬的早晨開啟一扇窗，讓陽光煦暖地灑進來，不知為什麼，母女倆竟相視而笑。媽媽問我笑從何來？我說，一個人的痛苦深了，反而不覺得痛苦了，我突然覺得這陽光比別人的陽光要真實得多，而別人卻以為我們母女腦裡了蟲。媽媽又笑了。

年底，市作協突然通知我參加一年一度的筆會。因為沒有筆會經驗，我只帶了一個小　說＇炫&書&網＇稿去，而且是短篇的。在大家傳閱之後，我竟然聽到了許多令我振奮的評價，諸如：大家認為我的文字別具特色，屬另類範疇，有人還預言我會是G市文學第一人。這些評價讓我一時間不知所措，但同時我是真的感覺陽光在向我接近了，等待終於不再滄茫。我後來知道是‘活水’推薦我到作協參加筆會的，可作協的人又都不肯告訴我活水是何許人，只說，以後活水會主動告訴我，所以我很想見活水，但是他依然沒有音訊。4

沒想到葛矜會來，更沒想到和她一起的是張若璧。

這是一九九九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