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名望問題。注書者需有名望方能服眾，同一典籍眾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學問者更加讓人信服，一個無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會無人問津，因此歷來能為經書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

宜生雖然自幼通讀詩書，即便嫁人後也手不釋卷，算得上是博覽群書了，但若因此就說她能比肩大儒，對經書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無誤，乃至窮源竟委，卻是絕對誇張。

所以，她的注書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注書。

所謂注書，是為解析、註釋前人所著之書，凡是認真做學問的，注書時無不力求字義、詞義、句義儘量準確，分毫不錯，還有知識淵博者，注書時喜歡“挖腳跟”，即縱觀古今，將書裡一句話乃至一個字的來源出處，乃至後來又有誰引用過都挖出來，這樣的注書方式，非大學問者不能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這種。

起碼現在不是。

而她現在做的，與其說是“注書”，倒不如說是“駁書”。

她作注的書是《女四書》。

女四書並不是一本書，而是《女誡》﹑《內訓》﹑《女論語》﹑《女範捷錄》這四本書的總稱，正如男人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以四書作為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一般，《女誡》等四本書便是當世女子的《四書》。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這四本書。

從她牙牙學語，從初次拿筆歪歪扭扭寫下第一個字開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離不開這四本書。

平日裡長輩用女四書教導她，犯錯了用女四書罰她抄寫，若哪裡做的不溫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規範，便有人拿女四書教訓她……

這是她的經歷，也是幾乎每一個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經歷。

可以說，她閉著眼睛都能把女四書默寫出來，順帶連各個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選擇這四本書作注，難度上就小了很多，一來這四本書相比真正的經典，可以說十分簡單，也沒有什麼隱晦難懂的道理；二來，自然是宜生對它們太過熟悉。

只是解釋這四本書的字詞句義，她是完全可以勝任的，但她要做的當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兩部分，一為釋義，二為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