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無依無靠，准予充滿人為奴，代為耕作，吃一口苦飯。但從來有些無賴，想利用新貴的權勢，質身投靠，以旗下為護符，凌逼官府，魚肉鄉里；甚至將他人的田產，冒充為自己的產業，獻給滿洲主人，這叫“帶地投充”；其實是比強盜還狠毒的強佔豪奪。莫武成就是這樣一個在保定府“帶地投充”正藍旗鄭親王府的壞蛋。

這些“投充”的壞蛋，作惡的花樣極多，最陰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窩家治罪，重於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實巨戶。如果原是相熟的親友，自然“欲加之罪”，更為“有詞”；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託詞投宿，等他一進了門，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說他是逃人，指那富戶是窮家。這是殺頭充軍，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為窩家的富戶，自然害怕，於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夠了，悄悄而去。因此，這幾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對於來歷不明的人，無論如何不敢收容，就為的行了好必無好報，怕惹火燒身。

這莫武成在保定就幹過這個勾當，到了陝西如法炮製—一他是奉命到漢中辦事，回程經過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戶不願“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縣兩府，馬呈祥雖知其中不無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關係重大，不敢擅專，將案卷連人犯，一起移送上來；前任潼關道審理了兩個多月，尚未結案，奉旨調職，便把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來。

湯斌在京師當了三年翰林，這種逃人的案子，常聽人談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極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謀，獨腳戲是唱不起來的，要為這家無辜富戶洗刷冤屈，主要關鍵，是在把同謀的人找出來。

他問承辦這一案的“刑書”——刑房書辦張桂文：“出首告官的錢地保，與這家姓邢的大戶，平素可有冤仇？與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識？錢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戶家有逃人？這三點須得查問清楚。現在看供詞中，沒有片言隻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剛愎自用，向來不喜人進言。所以書辦不敢多說。”

這與湯斌打聽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關道一向信任書辦，怎說是“不喜人進言？”明明是張桂文的推託。然則其中必有緣故了！

這時他還不敢就認定張桂文與此案有干係，只這樣說道：“我與前任不同，你們如有所見，儘管直說，說錯了也不要緊。”接下來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戶來問，你傳話下去！”

於是湯斌就在花廳裡傳訊邢大戶——凡是做地方官，必須精於相人；湯斌對此道頗有研究，一個人的善惡，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戶，長臉高顴，眼不旁顧，是個正直而近於偏執的人。

照例問了姓名、年齡、籍貫，聽邢大戶陳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樂善好施，見義勇為，深得地方鄉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這件案子，據他自己說，並非挾仇誣害，純粹是敲詐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時分，有個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渾身溼得像落湯雞。邢大戶家是有規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兩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費，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盡溼，莊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換；換下來的衣服替他烤乾，就在這時候，錢鄉約到了，一進門便求見邢大戶，說有人密告，邢家窩藏“逃人”。

邢大戶跟錢鄉約很熟，只當他是開玩笑；但這個玩笑開得過分了些，邢大戶不悅，言語之間，起了衝突。錢鄉約似乎也生了氣，自己動手搜查；看到那兩件溼衣服，查問原主，莊客還不及回答，錢鄉約已從溼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張水跡淋漓的紙，字跡卻還可辨，是一通鄭親王府所發的文書，記載著派了一個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漢中公幹，請沿途關卡予以方便。

於是錢多約和邢大戶的臉色都變了，一個是翻臉不認人，一個是嚇得目瞪口呆。同時原先看見生人，自己躲了起來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錢多約“高抬貴手”。這一下真贓實犯都具備了。

由此展開談判，錢鄉約的姿態又一變，勸邢大戶將那密告的人安撫下來。如果只花個千兒八百銀子，邢犬戶倒也認命了，無奈獅子大開口，簡直就是要把他趕出門去；大片家業，拱手讓人，邢大戶自然不甘。結果鬧成僵局，不能不告到當官。

聽到這裡，湯斌已經瞭然，伺題的關鍵，是在那個密告的人身上；而原卷中一直不曾提到這個人，豈不可怪。

“錢鄉約到案沒有？”他問張桂文。

“全案人犯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