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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雷瑾注意的，首先是公牘上面提到有三所佛寺，五處道觀，三處廣成道的下院，五處彌勒教的教院，一處落日庵下院，兩所大彌勒教的寺院，兩處大光明寺下院，兩所密宗白教的喇嘛寺院，都遞了申請，要在殿堂上改築‘管風琴’，事情並不大，但這可是僧道宗教的新動向。‘管風琴’，當年西洋傳教士的耶酥會士來到中土傳教，曾在松江、京師等處西洋天主教堂中設有，是與教堂一起同時建造安裝的特別大型的樂器，西北的天主教堂中也同樣建造了大型管風琴，雷瑾甚至在‘夜未央’的大戲院見識過那種隱藏於殿堂建築之中，堪稱宏偉巨大的奏樂大機器。雷瑾只是沒想到，那些僧道出家人怎麼會不約而同的看上了西洋外道的樂器，為了傳法宏道可以借鑑一切可以拿來的東西麼？

而公牘上提到的另外一件事，也引起了雷瑾少許的注意，那就是有相當多的佛道教院的‘經師’，近來都在窮究‘名理’（Logic邏輯）之學。研究《名理探》、《窮理書》這兩部幾乎就要湮沒於時光中的西洋之學譯本（亦即西北通譯館新譯之《亞里斯多德氏辨證邏輯論》），似乎成為了西北各宗各教‘經師’們的最新學術風向。當然公牘上還提到了《墨經》與佛學中的‘因明’學（古師因明、漢地因明、密宗因明），這些學理上的東西，義理晦澀而艱深，現在也有不少各宗各教的‘經師’在下大力氣研究。雷瑾本來以為只有佛門僧侶（中土佛教至少有‘因明’學的‘邏輯’傳統）才會窮究‘名理’之學，沒想到其他教派的經師也這麼感興趣。宗教之中，經書義理是最晦澀沒趣的，但又素來是立教之本，立教之基，佛法東來之所以能融入中土宏揚光大，並與本土道教並駕齊驅，甚至隱隱略勝一籌，佛學義理上的圓滿清晰、層次分明是其主因之一；道教的優勢和致命傷都在於他自身的龐雜博大、兼收並容，卻稍微欠缺一個貫穿始終、圓滿清晰、層次分明的道學義理，差了佛教一截。

雷瑾自己就是左手大彌勒，右手大光明，集大天師、大尊者、大法王於一體的大教宗，他對宗教門中的行道多有研究，十分精通，自然明瞭西北宗教間的激烈競爭，已經延伸到了經學義理這種層次了，心中已是有所定計，也不必多說。

不過，君王事業，治民理政，怎都繞不開僧道宗教的，雷瑾覺得很有必要提點一下雷洹。對雷洹這個庶出子，他還是抱有相當期許的，雖然不可能讓他承襲公爵之位，將來恐怕也是坐鎮邊陲的藩屬國主了。

“以吾之見，僧道宗教，其實不必有神，亦可自聖。豈不聞心之所安即吾家麼？

入宗入教，不外是求心靈慰藉，信仰寄託，靈魂皈依，精神安居等等，但大多愚民無知，是以非得請回一個泥偶木像虔香供奉，以功利自身，而有所敬畏。

斯時，生者求我益，死者求利我，心有所寄，魂有所歸，其實也還不壞。

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明，下愚只求心安然麼？

佛道之教義，有人見之曰麻醉，而有人見之曰救贖，有人見之曰度己度人，有人見之曰自利利人，然而人無敬畏，惡念自生，這佛在心頭坐，總好過魔在心頭盤吧？

雖說求諸於神佛，不若求諸於己，然而上智、下愚，賢、不肖，教門應對之法宜乎有所不同。

僧道宗教之門，嘉善陰騭，樂積功德，亦當求利益於人群，有所益於教化。救苦救難之事，恤窮慰苦之事，文教化育之事，導人向善之事，國家或有掛一漏萬，佛道教門宜乎補闕拾遺，有所益於人世，俾使緩急有所救應；病患有所醫治；老弱有所養；孤殘有所託；兇頑有所悔；世風有所易也。

柄權當國者，亦大可不必因噎廢食，有道是‘正人用邪法，邪法亦為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為邪’。舉凡放縱、厲禁或者壓制僧道宗教之政，其實都錯得離譜，此乃‘天予不取必受其殃’之事，當國者怎可粗疏馬虎？正教不昌，則邪教橫行；正法不興，則陰祀流播；邪教陰祀，適足以亂人心、惑愚民而搖動國本；一個堡壘你不去佔領，必然有別人衝上去佔領，從來如此，從來如此

有道是‘堵不如疏’，這本是老生常談，但真正實行起來，當權者、柄政者、上位者，但求能苟安一時；哪管以後洪水滔天，又有多少人會選擇麻煩的疏導呢？為君者，稱王者，臨天下者，皆宜自省”

“是。孩兒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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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六　）月圓月升

金瓦銅梁殿。

深沉的黑暗籠罩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