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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不得已而師法前朝，印刷發行紙質的‘寶鈔’。但是這‘寶鈔’，朝廷根本沒有準備任何形式的‘鈔本’，任何一張‘寶鈔’都不能兌現為‘寶鈔’票面所標示的同等數量的銅錢或紋銀，完全依靠行政強制發行，強行攤派。

如果‘寶鈔’面值以金銀或銅錢標示，這就說明它應該能兌換成它所‘代表’的金銀或者銅錢的數量，而不管它在律例法令上是否可以兌現。一旦紙質的‘寶鈔’不能兌現為金銀或銅錢，官府的強制禁令就會被自動自發的‘否定’，在實際的買賣交易中不被人們接受，從而不斷貶值，直至最後完全無法流通為止。

時至今日，隨著番銀大量流入，寶鈔早已形同廢紙，帝國內外無人肯用，無需官府幹預的銀子成為帝國主要流通的貨幣。

而朝廷官府也從此放任銀錢自由漲落波動，既不發鈔，官鑄之錢又不能滿足實際交易需求，等於中央朝廷徹底放棄對銀錢流通的監督、管治和調控，這對帝國工商貿易的擴張增長以及從事銀錢通融行業的錢莊銀號進一步擴張取得更大發展，都是極大的障礙。

西洋番銀長期不受控制地大量流入帝國，固然填補了帝國在白銀流通數量上的短缺，使得白銀確立起帝國主要通貨的地位，但也使得整個國家的農牧工商發展如同野馬放韁，中央朝廷難以駕馭；而中央朝廷對地方財政的監控更是太阿倒持，無從談起，威權日益削弱。

而因為中央朝廷放棄監控乃至無力監控銀錢流通，地方行政當局自行鑄造發行金幣銀圓等貨幣也就成為一股不小的潮流。

透過鑄造和發行貨幣，地方當局能借此鞏固權力，加強對地方事務的監督管控，維繫地方的安定，使人們能比較有秩序地買賣交易互通有無；同時穩定的貨幣還能在相當時期內極大的激發起人們對財富的渴望，並最大限度地鼓勵人們去努力創造財富，從而推動地方發展，地方行政當局同樣可以因此而間接地增加稅賦，為己方積聚實力的努力增添沉重的砝碼；但最主要的則是地方當局能從鑄造貨幣中直接獲取龐大的資金實利，借鑄造銀圓的機會籌集大筆的軍政費用，鑄造貨幣已經成為一些意圖割據自為的地方當局籌集資金的一大利源。（見注）

其實就鑄造金銀貨幣的事，雷瑾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與劉衛辰、蒙遜、楊羅、獨孤嶽、狄黑、郭若弼、張宸極、藍廷瑞、司馬翰、閻處士、谷應泰等一干重要的文武官佐幕僚均有頻繁的書信往還，充分聽取眾人的意見和建議，對鑄造金幣銀圓一事的利害得失，他已經瞭解得比較清楚，而且已經批覆允准了長史府的動議。

這個事兒是長史府兩位長史負總責，從〈幣制則例〉等相關法條規例的擬訂到官署設定、官吏選任，再到鑄造工匠、鑄造場地、鑄造器材甚至鑄造法式鑄造工藝的選擇和配備等等，都由長史府一手部署，眼下正緊鑼密鼓進行周密的籌備。但因事關大局，雷瑾秉持慎重的原則，也一直了解掌握著此事每一步的具體進展，心裡實在不甘落後於人也。

綠痕歸納的第三端因由，不僅同掌機要的紫綃一聽就明，雷瑾同樣是瞭然於心，不會有絲毫的錯誤理解。

“所以說吶，”紫綃接著綠痕的話，說道：“蒙長史動議擬訂〈幣制則例〉，將貨幣的鑄造和發行集中到長史府手中的這一招，還是很不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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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發行貨幣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為政府籌集鉅額的“鑄幣稅”。鑄幣稅（seigniorge）原指中世紀西歐各國統治者對送交鑄幣廠用以製造金、銀鑄幣的貴金屬所徵的稅。在現代文獻中，鑄幣稅被定義為貨幣發行者憑藉其發行特權所獲得的貨幣面值與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現代鑄幣稅主要包括本幣發行、本幣需求增長、本幣存量利息等三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本幣發行。如果政府決定印刷100億元鈔票，是不是政府就得到100億元？在短期內確實如此。但是，經過千百年的實踐，人類普遍認識到透過增發紙質貨幣（貨幣符號）來挽救政府財政困境是飲鴆止渴，由此而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將造成極嚴重的經濟政治後果——物價飛漲，經濟衰敗，社會動盪，國家動亂，外敵入侵，政府崩潰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在貨幣戰爭中能夠守住陣地麼？不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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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