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瑾與楊羅議事的聲音，並沒有蓄意放低，外間的近身護衛是絕對可以聽清的，其實如果耳力比較好，再遠一點也都可以聽清。

“儒家講明刑弼教，經宋儒朱熹的闡發，謂是先刑而後教，本朝以重典治國蓋本乎此。”

這是楊羅正滔滔不絕的闡述他對帝國律例源由、宗旨的認識。

“帝國固有之律法，律、例為本。律典為常經，長期不變，時移世易，日久弊生；適時制例、編例，則以補律之不足。

帝國制律立法，律例皆重，律例並行，蓋立例以輔律，貴依律以定例焉。

凡制條例當與律義相合，以例補律所不備，以例補律之未詳，以例糾律之偏頗，以例變律之僵化。

凡律所不備未詳，或律之偏頗僵化，朝廷精心修訂條例、則例、事例、條規，悉焉備陳，欲使之歸於至當，適於治理。

帝國法例，除刑例之外，行政、民生、經濟、軍事等法例，大多因律典不備未詳，故而應時因事制例。

制例之弊，則在因事起例，致條例浩瀚繁累，得失混雜，不便治理，至有以例破律之事。深究因由，一則是君上隨心所欲、臨時頒行事例；二則是不法官吏訟師曲法、壞法，蓄意以例破律。

考帝國今之成例，包括《帝國問刑條例》在內，雖是細化《帝國律典》作具體之規定，以例補律，以例輔律，然而亦有輕重無常，浩瀚紛繁，雜亂無章，不能前後連貫，互相統一，甚至有前後條文互相沖違之缺失，易為不法之徒所用，歪曲律法，敗壞成制，危國害民，其弊非淺。

鑑於此中之弊，有專攻律學的有識之士，著述甚多，如《律解辯疑》、《律例箋釋》、《讀律瑣言》、《律例通考》等，都是欲圖於人有益，不致為奸徒曲法所害。

下官以為，因時制宜、靈活變通，對常法和成制加以修正和補充，固所應當，但是應對《律典》、《令典》、《御製大誥》、《禮儀定式》、《教民榜文》、《軍法定律》、《憲綱》等浩瀚紛繁，雜亂不一的律例法令作統一疏理修訂，廢止不合時宜互相沖違矛盾的條文，俾使律例法令劃一，不致為不法奸民所用！呃——”

說到這裡，楊羅打住話頭，端起茶盅喝了口茶潤潤嗓子。

雷瑾知道楊羅雖則是出身於草野平民，但早年替回回馬家販賣馬匹牲畜，走南闖北，閱歷寬廣，多識多聞，民間疾苦多有知悉，且其早年奔走販負之時也不忘自行進修文學算籌、刑名律例、諸子百家之學，為人既精明細密，本身復又文武兼備，觀其一人獨往，隻手空拳整合組創起西北幕府活動於帝國北方的‘雪隼堂’秘諜網，獨當一面，力擔重擔，實是不可多得之幹才。楊羅這一番言語，他亦覺有理，遂笑道：

“先生見地令人深思，請繼續說下去。”

楊羅清理一下思路，繼續接著往下說道：“皇朝律典是定罪科刑的大法，只有違法犯罪，方一斷以律。然歷來對十惡重罪、公罪量刑、流徒配犯、老疾發遣等如何適用；對謀反、強盜、竊盜等罪如何量刑；以及告訴、審判、收禁、行刑的規定，都有編例細化或修正，已是相當周詳具體。

又如戶婚民事、繼承、債負，又比如女子繼承、戶絕資產、死商錢物、典賣倚當、負債出舉、不當得利都已有詳盡的律例條文。

再如我西北也頒行諸多律令法例，條例、事例、則例、事宜、判例等等亦是相當不少。

下官以為這些法例成文都宜統一疏理，編纂頒行之，以利西北官民一體遵行之。

再，歷來是‘爭罪曰獄，爭財曰訟’，鄉村鄰里，諸如分家不均、爭山爭水、或者田產、地基、鬥毆等糾紛，以往概依〈教民榜文〉的規定，由裡甲、族長、縣衙吏員等在‘申明亭’調解，對糾紛雙方曉以利害，說服雙方各自讓步，若調解不成，則由父老鄉親公斷。

此等民間訴訟，多依鄉規民約、家規族法、民間習慣和儒家禮範調處公斷，好處不必多說，其弊則因強弱易勢，容易被鄉村財勢雄強之家逐漸操控，武斷鄉曲，魚肉百姓，‘申明亭’反成為虎作倀的兇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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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初朱元璋曾頒佈〈教民榜文〉，對裡甲鄉村的‘老人’、裡甲如何理斷民訟和其他鄉村事務的方方面面，如‘里老’的組織設定、職責、人員選任和理訟的範圍、原則、程式及違揹榜文如何懲處等，都作了詳盡規定，是古代關於民事和民事訴訟的法規。此處借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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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些訟師，居心不良，蓄意挑唆，包攬詞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