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有四方獻言詳定司，後又置通政院，其職掌不相同。明代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三月，置察言司，以王文卿、原本兩人為司令，掌受四方章奏，旋罷。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七月，置通政司，設通政使1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1人，正四品；謄黃右通政1人，正四品；左、右通議各1人，正五品。其屬官有經歷司經歷1人，正七品；知事1人，正八品。《明史·職官志二》載：

通政使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即於公廳啟視，節寫副本，然後奏聞。即五軍、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有事關機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諸司公文，勘合辨驗允當，編號注寫，公文用“日照之記”，勘合用“驗正之記”關防之。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於早朝匯而進之。有徑自封進者則參駁。午朝則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機密則不時入奏。有違誤則籍而匯請。凡抄發，照駁諸司公移及勘合，訟牒，勾提件數，給繇人員，月終類奏，歲終通奏。凡議大政、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以曾秉正為首任通政使，劉仁為左通政使。上任之時明太祖曉諭說：“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可見明太祖對這個機構是相當重視的。

通政使司是明代創設的，其職能似乎有類於南北朝的通事舍人、唐代的知匭使、宋代的合門使及通進銀臺司等機構之合併。在理論上是君主和臣下之間的一個聯絡機關，任何官署上奏事件都必須經由其手，所以居七卿之下的最高位次，有資格參預“廷推”。據《夢餘錄》記載，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雲“奏事使”。持此牌可以直入內府，守衛官不得阻攔，這給通政使奏事提供了方便，下情能及時上達。通政司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其封奏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倖免者。天順（公元1457—1464年）以後，其作用雖稍減弱，但也為權奸所警戒。據《明史·嚴嵩傳》載，嘉靖中，趙文華與嚴嵩結為父子，嚴嵩念“己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豫為計”。故以文華為通政使，及明中、晚期，通政司實際已被奸黨所控制，通達下情之意，蕩然無存了。清代君主直接受理奏章，通政使即變成閒曹，而其品秩卻依然如舊。

六、大理寺

大理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命李仕魯為首任大理寺卿，正五品。置左右少卿，從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十九年（公元1386年）置審刑司，共平庶獄。凡是大理寺所理之刑獄，審刑司均復詳議之。為加強大理寺的權力，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升大理寺卿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可見明太祖對這個執法機關是很重視的，據《明代典則》記載，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太祖把大理寺丞周志清提為卿，並說：“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於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命也”。大理寺所掌為“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要做到“推情定法”，“刑必當罪”，使“獄以無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理寺官員選任之當否是非常重要的，據《夢餘錄》記載，宣德時，吏部尚書蹇義特為此事向宣宗上疏說：

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違者，一體論罪。

蹇義奏疏所提出的原則實際上是無法實行的，尤其是明中期以後，大理寺之權竟落入“庸劣不稱者”之手。以至刑獄不清，冤案四出。所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黃綰又上疏世宗：

法司所以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眾，至不得已，將就允行。刑獄不清，職此之故①。

由於用人不當，庸劣當權，不精律例，偏執己見，因而拷掠成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