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朝夕相處，餘陽的氣嗓子漸漸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賤兮兮的呀。我們的話題愈來愈豐富——對於我來說，每一個在海外闖蕩的中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傳奇，我極其渴望知道他們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邊，我斷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兒的故事。她並不愛多說話，除非你循循善誘，挑起有意思的話頭兒。

在這方面我是強項。

我一點一點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母親是一家大廠的高階工程師。她上邊兒只有一個姐姐，大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家四口兒，倒也其樂融融。

汪虹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先分配到衛生局工作，抄抄寫寫。後來又調到一個區級法院，在民事庭做書記員。

“用‘諸事不順’來形容我在國內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她對我說。

先說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個辦公室，這位女同事和庭長關係有點曖昧，庭長有事沒事總往這屋裡跑，倆人眉來眼去，打情罵俏，也不避諱汪虹。汪虹這人死性得很，屬於那種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彎兒的人。她看著煩，沒少頂撞她。結果是庭長整天給她臉子看，她還不知道為什麼呢。

有一天，她剛從財務科領工資回來，正要點，走廊裡有人喊她。她隨手把工資往抽屜裡一放，出去了。

五分鐘後回來，錢沒了。

辦公室裡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認定是這女人偷了她的錢，大吵大鬧，讓她把錢交出來。

女同事本來就不是善茬兒，哭喊著給庭長打了電話。

庭長氣沖沖地來了，責問汪虹有什麼證據說她偷了錢？

汪虹說：“辦公室就倆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鐘，又沒有人來過，你也沒來過，不是她是誰？”

庭長一拍桌子：“胡說八道！這能算證據嗎？我還說你根本就沒往抽屜裡放過錢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說八道！你為什麼這樣護著她？為什麼？你說！”

來看熱鬧的人都捂著嘴笑，一位女審判員眼尖，看見那女人的坤包兒拉鍊兒上卡著一截兒工資條兒，便大聲說：“喲，你的工資條兒卡在拉鍊兒上了。”

實際是給汪虹提個醒兒。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奪過坤包兒，拉開拉鍊兒。

正是汪虹的工資，一分不少。

從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過去的個人生活。在衛生局工作時，她愛上了一個小夥子，那個小夥子也愛她。她懷孕了，小夥子卻要結婚了——有人給他介紹了局長的女兒。

那年她23歲。

她痛不欲生，但也無可奈何，在母親和姐姐的陪同下去醫院做了人工流產。

衛生局不能呆了——局長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禮，又正趕上公、檢、法擴編，調進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從哪兒把汪虹這件丟人事兒給打聽出來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講，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

好在她還有個從未謀面的大姑。

她給大姑寫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來的邀請書。她欣喜若狂，幾年存下的鬱悶汙濁之氣一朝盡吐。

在當時的中國，出國發展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那時辦護照光有邀請書不行，還必須有單位證明。她去法院開證明，全院立刻轟動了。與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來向她表示祝賀——連庭長也來了。

她成了院裡的焦點人物。

1991年10月1日，國慶節，她告別送行的朋友，懷揣800美金，帶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

從此天涯孤旅！

那時蘇聯雖然還在，但已經危在旦夕。一個多月以前，蘇聯的部分共產黨人為了挽救蘇聯及其社會主義理念，出於對戈爾巴喬夫的嚴重不滿，發動了著名的8。19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並宣佈接管國家政權。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葉利欽登高一呼，軍民響應。不過三天，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重回克里姆林宮。此君受了黨內同志一驚，餘悸猶存，立刻宣佈解散蘇聯共產黨，繼而葉利欽又宣佈俄共為非法組織，明令取締。此時的蘇聯政局正是一片混亂，父母都為汪虹擔心，勸她推遲行期，看看再說。但她執意不肯。年輕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