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制，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透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檔案。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常厚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在１９２９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侷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１９２７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釋出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１９３０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佈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佈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３０餘萬人傷亡，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鉅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９月１７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宣告，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１１月４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宣告“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