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諜報和宣傳機構的工作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為此，莫斯科曾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派遣許多間諜小組到中國來。

小組成員有蘇聯人，也有德國人。這些小組除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黨務聯絡外，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資料。

但是，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遭到血腥的殘殺，國民黨在上海的暴行尤為殘酷，蘇聯遣往中國的間諜小組也遭到破壞。緊接著，日本吞併中國的野心越趨明顯，亞洲籠罩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怖氣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關中國的情報，必須重新建立被破壞的間諜組織。

1929年，佐爾格被召到莫斯科，經過與別爾津的幾次談話之後，別爾津便決定把佐爾格派往中國。別爾津認為，佐爾格不僅有在國外可以作為很好的護身符的記者身份，而且他還是個訓練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紮實而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軍事經驗或許有朝一日還能派上用常佐爾格幾乎是懷著一種激動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國之行的。

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認為這次中國之行對他個人是極為重要的。況且，他已認識到親自到遠東地區開展工作的重要性，而當時僅有少數〃政治觀察員〃認識到這一點。

佐爾格接受任務後馬上回到柏林，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後，就準備起程了。他按計劃去辦德國政府頒發的、填有他真實姓名的合法旅行護照，然後又在柏林簽訂了兩項合同，從而公開確定了他的自由記者身份。這兩個合同，一個是與一家社會學雜誌出版社簽訂的；一個是與一家農業報社簽訂的。佐爾格給《農業報》的經理說，他打算研究中國的農業狀況，併為該報投稿，作為他日後著書立說的基本素材。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研究中國農業狀況對了解整個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佐爾格真是慧眼識珠，報社經理對他的見解大加讚賞，並表示積極支援，他還透過一位朋友為佐爾格搞到一張由德國外交部宣傳處寫給上海德國總領事館總領事的介紹信。

1929年11月，佐爾格離開柏林，途經巴黎去馬賽，在那裡登上一艘日本輪船，經由蘇伊士、科倫坡和香港，於1930年元月到達上海。與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他的一位隨身報務員，稍後不久，四局派來協助工作的無線電技術專家馬克斯。克勞森相繼到達。

30年代的上海分為三個部分：一為上海城區，一為美、英、法、日等國共同管轄的公共租界；一為單獨劃分出來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國工業的中心，長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種勢力範圍犬牙交錯、相互重疊之地。

大批洋貨透過這個港口源源而來，中外投資都集中在這裡。

作為中國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地下中央委員會的總部也設在這裡。20年代後期，由於西方爆發革命的希望破滅，上海便成為紅極一時的磁場，吸引著無數嚮往亞洲革命勝利的歐美進步人士。因此，新聞記者、自由作家、進出口商、軍火商、冒險家、職業特務、僑民、工人、難民和陰謀家；芸芸眾生、汙合之眾一時雲集。

佐爾格沒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這個樣子，雖出乎意外，但他還是喜歡這塊土地。

佐爾格到達上海的最初幾個月裡，雖然表面上顯得不露聲色，但在暗地裡卻立即以上海為基地，著手建立情報組織網。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紹信拜訪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透過領事館又結識了德國農業報的編輯以及許多上海的德國商人和德國外交官。

佐爾格一面廣交朋友，尋找情報的來源，一面潛心研究中國的事務。隨著瞭解的不斷加深，他愛上了這片土地。

佐爾格以採訪、旅行等名目先後到廣州、漢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國的情報，瞭解中國從城市到鄉村，從經濟發達地區到邊遠落後地區的基本情況。

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結識了《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著名美國左翼人士艾格妮絲。史沫萊特女士。透過她，佐爾格物色到不少中國〃助手〃，也正是透過她，佐爾格結識了日本大板《朝日新聞》駐華記者、精通中國事務的日本專家大崎保積。大崎曾是東京帝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成員，對中國共產黨持同情態度。他與佐爾格對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較一致，以後，他成為佐爾格的主要搭檔和最合適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軍與中國十九路軍開火。佐爾格慷慨激昂，帶著幾分武士眷戀戰壕的心情，親自給部隊分發手榴彈，同時他還採訪了上海各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