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聯絡人問他是否能在他們科裡得到一個較高的職位，他說或許有這種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爾比感覺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當時在秘密情報局的高階官員中，充斥著人們對戰後會有多大改組的種種揣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時期的人事安排將會怎樣。

對這個問題討論幾次後，聯絡人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要是讓你擔任現在的第五科科長這個職位，情況將會怎樣？〃

菲爾比回答說：〃這將意味著重要的擢升，我將會有更好的時機決定事情的程序，其中包括我的職務和我的工作。〃

聯絡人對這個答覆感到很滿意，他說希望在下次見面時能帶來明確的指示。

指示果然來了。總部通知，他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證自己成為第九科的科長，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證自己成為未來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而不管採用什麼方法。這就是說必須搞掉第九科的科長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長考吉爾。誰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過是一個過渡，搞掉他不難，麻煩的是考吉爾。考吉爾在秘密情報局裡可以說是根深蒂固，而作為菲爾比的老上級，他很喜歡他、尊敬他，有許多事情還得感激他。但是他現在是橫擺在菲爾比事業面前的一個障礙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認為，為了這一重要的職位，暫時犧牲一點名聲是很值得的。

總部還指示他要小心謹慎地行動；儘管大部分的具體作法必須靠他自己的判斷和創造，但還得有一些總的指導原則。為了這個目的，他必須採取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萬一以後出了事，也得顯出他的職位是強加給他的。在這場鬥爭中的每一步行動，只要有可能，都必須由別人去幹。

菲爾比明白，為了他的事業，他應該尋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爾的對頭們。這種人為數還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考吉爾和他的對手們之間的敵意並沒有減緩，而且，由於考吉爾是一個位居要職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臺，就會摔得很重。

他首先選擇維維安上校，儘管他的力量很虛弱。

雖然維維安的頭銜是秘密情報局副局長、考吉爾的頂頭上司，名義上負責秘密情報局的所有反間諜活動，但考吉爾根本瞧不起他的軟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邊，而寧可直接與局長打交道。維維安心裡對此感到十分不滿，他曾幾次因失權而伏在菲爾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為難。但現在他卻歡迎這種小小的傷感場面。

過了不久，維維安就急不可待地問他：〃現在，該對考吉爾怎麼辦？〃顯然他不能用過多的話去回答維維安那種不合時宜的問話，但他可以讓他去找別的接近權力中心的人去說。當然，要他自己去與局長攤牌是不切實際的，他怕局長就象怕考吉爾一樣。不過還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局長的耳目，或許局長還得聽聽他們的意見。

這些人中最合適的是局長的首席參謀官。當菲爾比剛加入秘密情報局時，他在海軍科工作，為海軍部處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報。被局長任命為首席參謀官後，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局長的辦公室的對面。首席參謀官頭腦清醒，具有在官場混亂的局面中保持有條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爾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氣、最具責任心的男子漢之一。他經常帶病工作，在他的辦公桌面前總是放著一排裝滿稀奇古怪的藥瓶子。

菲爾比認為，要是首席參謀官把腦子用在反諜報部門的長遠發展上，他就很快會看出，秘密情報局反間諜科科長同軍情五處老是作對這種局面是不行的。在戰爭的壓力下，短時期內還可以容忍，但要讓這種局面無限期地延長到和平時期，那絕對行不通。如果讓首席參謀官知道這一點，毫無疑問他會對這件事施加壓力。所以，當維維安再次談到考吉爾時，菲爾比還是說他沒有什麼可說的，不過他認為最好去問問首席參謀官。

菲爾比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見的面，不過當他再次見到維維安時，事情似乎還進展得很順利。更有意義的是首席參謀官打電話給菲爾比說，讓菲爾比在有空的時候去見他。

他們見面時用很長時間討論了關於秘密情報局的一般情況和它的未來、應改進的程度以及為了適應即將來臨的和平環境條件下而需要加以調整的地方等。首席參謀官顯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則儘可能地做出通情達理、襟懷坦蕩的樣子。他們誰也沒有提到考吉爾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遊說。菲爾比與他們經常打交道。為了兩個部門能互相取長補短，增進對另一方的意圖和做法的瞭解，戰時採用了一項制度：由外交部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