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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浙江孤懸北洋之外,如果想完全模仿北洋的模式是不可能了。甚至經濟上與北洋聯成一體都做不到。段祺瑞直覺的感受到,他現在身擔北洋重任,只能開創屬於段祺瑞自己的浙江模式。到底選擇怎樣一個模式,段祺瑞始終沒有頭緒。
看著蔡元培熱心介紹的《三民zhu義》文稿,段祺瑞哪怕是知道這是一個圈套,他也很想有所借鑑。心裡頭搏鬥了片刻,段祺瑞接過了那份文稿。
段祺瑞終於接過文稿,蔡元培心裡頭大大的鬆了口氣。自打1905年後,革命局勢變化之快令蔡元培瞠目結舌。作為著名的學者,蔡元培堅信行動重要,但是理論更重要。遍觀當時真正以推翻滿清目標的革命黨,孫中山已經是最能拿出理論基礎的人。蔡元培寧肯暫時離開光復會,而與孫中山商討,就是欣賞支援孫中山的革命理論。
陳克這個青年當時根本就不入蔡元培法眼。更別說陳克自己根本也不投身光復會,而是單槍匹馬的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革命組織。就這麼一個身無分文,靠向秋瑾賣表換取了幾十兩銀子的青年。開場染布、製藥,接著辦學校,組建政黨。再拜嚴復為師,去北京見了見世面,接著突然就崛起在安徽的水災中。
等蔡元培再把目光轉回陳克身上的時候,就眼見人民黨猛烈崛起。大有席捲天下的模樣。而與人民黨保持合作的陶成章與秋瑾、徐錫麟等人,雖然屢遭挫折,卻也在率領光復會脫離同盟會之後建起了功業。黃興宋教仁1908年脫離同盟會,帶走了作為骨幹的湖南華興會成員。原本位居革命領導地位的同盟會,在沒有任何外敵打擊的局面下竟然這麼急速瓦解了。
在這樣的局面下,孫中山並沒有消沉。相反,他埋頭著書立說,試圖建立起能與人民黨對抗的革命理論。蔡元培覺得幫不上忙,這才回到了浙江。卻恰逢段祺瑞統領北洋第三鎮殺進浙江,給了陶成章、秋瑾等人領導的光復會沉重打擊。聽到了陳克傳的話,蔡元培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前往袁世凱那裡談判的。卻沒想到袁世凱居然給了光復會存在的空間。
光復會從滅頂之災中保住了存在,可局面變化給了同盟會最後一擊。袁世凱與人民黨突然脫離軍事對峙,回師北京奪取了中央政權,同時大開國會。這下,曾經在日本鬧騰革命的各個派系,以及革命青年們都看到了共和憲政的曙光,他們再也不管同盟會。要麼傾向於已經實際確立的君主立憲,要麼乾脆就回國投奔北洋去,試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蔡元培得到了從日本傳來的訊息,同盟會已經名存實亡。內部各個派系全部回國,參與到各省的議會爭奪中。還固守同盟會的,只剩了孫中山、陳其美,還有北方以汪精衛為首的少數革命青年。
就在心急火燎的時候,孫中山突然把終於完成的《三民zhu義》這份革命綱領以及政治設計託人送給了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就決心以這個綱領來建設全新的浙江。
在浙南的日子裡,蔡元培也研究了不少國內各個政治派系提出的綱領。陳克提出的綱領雖然不怎麼對外宣傳,但是也不是完全弄不到。蔡元培一看陳克提出的“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綱領,立刻就徹底反對了。吹噓人民權力是一碼事,但是以政治制度保證“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是另外一碼事。
勞動者必須至於知識份子,或者說蔡元培這類知識份子領導的地主士紳集團的領導之下。這是蔡元培真正認同的制度。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的確是勞動者,他們憑什麼站到人讀書人頭上?哪怕只有這一點,蔡元培就與人民黨劃清了界限。
但是孫中山的《三民zhu義》卻能讓蔡元培從中看到理想。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構成的孫中山革命綱領,簡稱“三民zhu義”。
在孫中山的政綱中,三民zhu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揚起的戰鬥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的民族間矛盾——既有帝國zhu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zhu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鬥口號。這不僅由於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於上”的封建**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於此。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