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整個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療。對多塞特一家來說，這個時期是觀望和擔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爾從威爾伯醫生診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貪婪的禿鷹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說我們一些什麼話？”他們有時爭先恐後地問，有時異口同聲地問，“她還說了些什麼？”但從來不問：“你現在好嗎？”或“情況怎麼樣啊？”也從來不象西碧爾衷心希望的那樣——啞口無言，一語不發。治療本身就夠痛苦的了，何況還有家庭的審問。

“你把自己打倒啦，”醫生告訴西碧爾。“你很少想到自己。這種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責備別人不喜歡你。”

另一個主題是：“你是一個天才，但過於認真。太認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會生活。”

還有一個主題是：“你什麼時候才發脾氣呢？”

威爾伯醫生勸告她：“離開家，到紐約或芝加哥去。在那裡，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樣喜歡藝術的人。走吧。”

西碧爾希望自己能辦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療開始後已經益發變本加厲了。

醫生認為西碧爾需要更多的社會生活的那番評論，把她的母親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親在知道以後輕蔑地宣告道，“這幾年我說什麼來著？我的診斷有錯嗎？你為什麼不把錢統統給我，讓我告訴你有什麼問題呢？”

西碧爾的父母，解剖那醫生所說的話，還批評醫生本人。威爾伯醫生抽菸，正派女人是不抽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