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後者略小一些。

113號街上的聖約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興趣。她在教堂門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鐘，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築，想到它似乎是一個多次不斷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斷地走下去呀。於是她停步等候計程車，但一直等到八點一刻才等到一輛。

司機操著布魯克林口音，遞給西碧爾一份《紐約時報》。她感激地接了過來。在車輛擁擠的高峰時刻，計程車走得極慢，使她神經感到緊張。她警告自己：每當心裡急於到達目的地，結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動身也仍然如此。她讀著報紙，覺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沒有頭號標題。第一版上沒有提到艾森豪威爾總統或麥卡錫議員。標題簡潔而有剋制。她一條一條地讀著，發現還有一條沒有印出來的標題，無所不在：醫生還記得我嗎？

計程車突然停了下來。西碧爾付錢時，司機說了聲：“祝你今天走運。”今天走運？她覺得難說。威爾伯醫生的住房和診所都在公園大街和76號街拐角的米黃色建築內，她沉思著走進大門。8點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門廳中。

門一直開著，使患者不用打鈴就能進門。西碧爾來到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候診室。室內有一張小小的撐牆桌、一盞銅座檯燈和幾幅配著淺色木框的照片。該坐下嗎？威爾伯醫生進來了。“進來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們走進一間陽光充足的診室。兩人都記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奧馬哈的最後一次見面。

西碧爾覺得醫生變了。她頭髮比以前更加明亮。她顯得更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點頭的樣子絲毫未變。

同時，威爾伯醫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樣，還是那樣苗條、虛弱。一點都沒有見老。我哪兒都未見過這樣的臉：形狀象一顆心、翹鼻子、花蕾般的小嘴。這樣的臉，你在紐約街上難以見到。這是一張英國人的臉。儘管有微微幾個小凹痕，還是英國女人的一張氣色良好而又樸素無華的臉。

醫生沒有請西碧爾坐下，但她有這樣的意思。坐哪兒呢？那張綠色長沙發椅（一頭還放著一個小小的三角枕，顯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腦袋用的）並不招引人。一把“俯視著”三角枕的椅子，顯然是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隻”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張綠色長沙發椅更沒有吸引力了。

西碧爾不管那把長沙發椅，朝著診室另一頭的寫字檯和椅子走去。她踩著寬幅的地毯，動作緩慢而有些緊張。一邊走，一邊數著地毯上的玫瑰花環。她停住腳步。青灰色牆上的頂層書架，有一支黑色鋼筆，繫著金帶，嵌在瑪瑙底座上的一個金色筆架中，有一個綠色的小鉛筆架和一個有綠葉花邊的綠花瓶。裡面插著各種綠色植物。醫生不用假花，西碧爾對此很高興。

西碧爾從寫字檯下小心地拉出一張紅木椅來，僵硬地坐在椅子邊兒上。給人的印象是簡潔、真實、缺乏感情。似乎是在僱主的辦公室呈遞一份簡歷，而不是經過艱苦的鬥爭後如今懷著強烈的意圖回來找醫生深談的樣子。她開始講話，大學畢業呀、教書呀、在職業治療領域中工作呀、繪畫展出呀、沒有按威爾伯醫生的建議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親之死呀，在這冰冷的一小時內，都被提到了，一點不帶感情色彩地提到過了。

西碧爾在介紹斯坦利·麥克納馬拉此人時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語教師，是她在底特律教書時的同事。雖然他倆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他開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時候仍是冷若冰霜。她迴避自己同他的真實關係，避而不談親暱行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講他一半是愛爾蘭一半是猶太血統，只講他父親遺棄他的母親，而他母親後來又遺棄了他。這份“報告”還包括她的觀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兒院中長大的，經過個人奮鬥終於在學院畢業，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實，威爾伯醫生有興趣的並不是西碧爾對斯坦的介紹，而是她在介紹中沒有講到的有關斯坦的東西。但醫生並沒有敦促她講。一小時快過去了。她只問了一句：“你要我幹什麼呢？”

“我想在職業治療領域內工作，”西碧爾答道。

“我想你早已從事這項工作了。”

“我想我願意同斯坦結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醫生問她還想不想回來複診。西碧爾害羞地低下了頭，從眼縫中向外窺視，膽怯地說：“我想回來請你做心理分析。”

威爾伯醫生高興了。西碧爾·多塞特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物件——聰明伶俐，天資較高，能夠勝任，但是比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