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而兜售當時流行的享利？　喬治的單一稅主張，即徵收土地增值稅以制止上地投機。這是早已被人棄置不用的萬金油辦法。這種單一稅，孫氏稱之為“平均地權”，但是它很少涉及地租和租佃問題。他又發明了“五權憲法”；　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外，加上考試權和監察權。西方國家有三權，中國有五權，如是而已。1904年孫博士拿出了他的新的思想理論（當然不只是這些），同時在歐洲吸收留學生積極分子。1905　年他載譽回到東京。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積極分子，主要來自四個地區：華中的湖南和湖北，廣州地區，長江下游地區和四川省。他們出版報紙、雜誌，召集會議，按照各省同鄉關係組成秘密的革命團體。支援孫中山的日本擴張主義者奔走於這些互相競爭的團體之間，於1055　年8　月在一間屋裡成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領導，統一為革命奮鬥。孫當時39　歲，己有l0至20　年的革命資歷，具有世界知識，有外國朋友，和海外華僑金融界以及秘密會社的鬥士有著聯絡，既有聲望也頗為自信。他提供了一個使中國立足於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徑，不僅可以趕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過西方。他不像梁啟超那樣麻煩，要掌握中國的歷史，還要盡培訓公民知識的義務。他要的是大躍進。學生們喜歡同盟會。他們起誓入會，學會秘密的口令和握手，對於幹部、支部、出版物和綱領等複雜動議表示贊成。不久會員達上千人。它的戰略是繞過帝國主義問題，並且爭取帝國主義的協助，來創造一箇中華共和國。

由於1912　年由同盟會和幾個小黨派組成了國民黨，因此繼承權問題是很有趣的。1905　年成立的同盟會是由日本人聯合各省的組織而成的，多數成員和領導人來自華中，包括領頭的軍事人物黃興和領頭的黨的組織家宋教仁。廣東的一派居第二位。但是孫中山的農民出身和外國背景，使他和那些居於會員多數的地主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留學生不完全是一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為改造農民群眾生活而搞社會革命的願望。他們從來沒有為這個目的到人民中間去。他們是來自統治階級計程車大夫。他們接受孫中山的領導，願意忍受他的約束主要是希望借重外國的幫助、華僑的資金和秘密會黨的鬥士來奪取政權。

年輕的同盟會會員都是熱情的愛國者和積極分子，他們很快地接受了會章宗旨。那些宗旨都和口號差不多，其中包括一些足以引起自豪的思想，如很快實現中國革命、輕而易舉地把中國重新建設成世界頭等國家之類。在他們的刊物《　民報》　中，他們攻擊梁啟超的漸進主義使中國的進步太少、太晚。他們認為中國必須立刻成為最新式的共和國，才能得救。同盟會在1911　年前試著舉行了七八次起義都失敗了。l907　年孫氏被日本驅逐出境，l908年又被法屬安南驅逐出境。同盟會的章程漸漸變成空失，它也不尊重孫氏的領導了。同盟會的主要貢獻就是象徵革命，在年輕的革命者中創造一種盟兄弟情誼，其中有些人成了共和國的領袖。

在l905　年留學生大團結的同時，滿清王朝也開展了加強中國國家地位和朝廷地位的革新運動。慈禧太后此時仍然步伐輕盈，她在1901　年接受了光緒皇帝在1898　年提出的那些毫無結果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這時大多數當權者承認改革是無法避免的。

朝廷的改革方案，是從開辦現代學堂和派留學生出洋―　主要是去日本―　著手的。這事的結果我們已說過，他們中間不少人變成了反對滿清、熱烈擁護共和―　管它是什麼―　的積極分子。很快在中國辦起了學堂，其中一部分是簡單的把兩千來個舊式學堂改個名稱。但是為這些學堂配備開設新的中西兼顧課業的教師不是那麼容易。辦學堂的目的也不是進行公共教育，而是為了有效地訓練出新的官吏。邁出第一步後，北京政權就發現新式學堂和老式科舉考試製度不能像原來所希望那樣同時並存，因為私人為科舉辦的舊式學校很省錢，容易辦。所以到1905年為了辦好新式學校，廢除了實行了1300年的科舉考試製度。建立新學堂的倡導者之一張之洞，極力鼓舞學生們計程車氣，樹立他們的形象。他規定他的學生一律穿淺藍色的長袍，帽子綴有紅纓子，甚至還編了一首教導人的歌：“神聖天子要人自強；衛生使人強壯健康；孝順父母，敬重官長。”但是學堂不能挨著孔廟，校園裡充滿著變革的氣氛。這時候軍隊的改革中出現了一個新人物―　袁世凱。他原是李鴻章手下的人，現在繼承他任直隸總督。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將出身，他從1903　年起就搞軍事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