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軍之事，便要趁國家強盛之時將這萬里之外的國家都滅掉？難道因為後世美帝的橫行霸道，還要兵發南美大陸不成？

“萬歲謬讚，微臣愧不敢當。”朱舜水對這位年輕的新聖上印象大好，在言談之中能看出新聖上的稟性，不驕不餒，和熙親切，且學識廣博。目光深遠。

若不是仗著後世知識的博雜，自己萬萬不是這些碩儒的對手。朱永興心中卻是另有感慨，在座的有王夫之、朱舜水、黃宗羲、呂留良、顏元、方以智、錢謙益，皆是名動一時的大學問家，在歷史上也是鼎鼎有名。

召集的這些碩儒，並不是按照名氣大小，而是察其學說是否有益於朱永興的改革。“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帝王，雖然可以強硬推出自己的舉措。可要在輿論和理論上佔據高點，還少不了這些名家碩儒的支援。

顏元。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顏李學派創始人。他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提倡實學。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注重考習實際活動，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於己於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於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

其害有三：一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聖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註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一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後，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一種文字遊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於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與衰竭，皆與此有關。

王夫之，明末清初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黑格爾並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國啟蒙主義思想的先導者。他比較關心現實生活，注重實際考察社會，喜歡向旁人問四面八方的事情，至於江山地利之學，食貨經濟之學，典章制度之學，都很感興趣，著意研究。以求經世致用，施展抱負。

朱之瑜，號舜水，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其學特點是提倡“實理實學、學以致用”，認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他論學問，以實用為標準。所謂實用者，一曰有益於自己身心，二曰有益於社會。他說：“為學之道，在於近裡著己，有益天下國家，不在掉弄虛脾，捕風捉影勿剽竊粉飾自號於人曰‘我儒者也’。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大而弗能勝，豈儒者哉？”

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從“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制度者，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認為“學貴履踐，經世致用”，設立學校，不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

同時，黃宗羲反對單一的科舉取士，主張使用多種渠道錄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憑藉長輩權勢在錄取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方式勝過平民。擴大了錄取物件，包括小吏，會絕學（包括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書言事者等等。

呂留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思想家、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自幼推崇朱熹，為文似朱熹。翻瀾不已，善於說理；詩學楊萬里、陳師道，深情苦語，令人感愴。近人鄧之誠說：“以詩文論，誠宗羲勁敵，唯史學不如。”

方以智。明代著名哲學家、科學家。學術上方以智家學淵源，博採眾長，主張中西合璧，儒、釋、道三教歸一。他對中國傳統自然科學和由利瑪竇、徐光啟傳入的西方科學作了記述、考辨，把整個科學技術按其物件，區分為“質測”（自然科學）、“宰理”（社會科學）和“道幾”（哲學）三大類，還立志邀集專家編譯綜合百科全書。

可以看出，這首批召集的碩儒名家，在學術理論上都與朱永興相似或相近：或強調人才的“經世濟用”。或痛陳“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學的糟粕，甚至還有“君主立憲”啟蒙思想的。

錢謙益，於前，歸正於後，仍不失文壇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可見其史學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