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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徵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陝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陝北本來地處內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麼工商業，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於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定一戶逃則其餘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餘一戶補足，於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裡，詳細地記錄了當時乾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摺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後世一打學者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血酬定律”。既然“飢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係數”是相同的，那麼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

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裡繼續寫道：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也能夠看到，饑荒固然是由乾旱引起的，但只要願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相聚為盜”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麼用？官府如能“損有餘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麼呢？

有司悚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諉過於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徵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徵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徵”、“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質而言，與其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饑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透過誠實勞動餬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後，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裡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饑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

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

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