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等自歸州、興山攻巴東縣砦洞時，酉陽司武生白士眉聯合忠路、沙溪各司土兵，攻陷彭水縣城，與農民軍相互配合。順治四年，農民軍攻陷施州衛，後又相繼攻下建始、巴東、鶴峰、利川等縣城。酉陽、忠路、唐崖、大旺等司土兵與農民軍彼此呼應再度攻打彭水。上自川東，下至彝陵，都為農民軍佔領。

但有擁明的，便有附清的。比如永順、保靖的土司彭朝柱便派遣舍把持冊，前往辰州清軍行營，向清朝統治表示歸順。並於順治四年，擊退明桂王部將王進才、馬進忠所部，迫使王、馬轉移。

順治十一年九月，李來亨部又進攻保靖，在酉水對岸紮營兩個多月，保靖土司彭朝柱之子彭鼎糾集土兵萬餘人進行抵抗，農民軍死傷數千人。順治十四年初，劉體純派王光興部將劉宏昌等帶領精銳士兵二千多人，其中“建始人多從之”，從巴東以北橫渡長江，晝伏夜行，不到四天到達容美，將抗拒十三家的土司田甘霖全家擒獲，後以金銀數萬作為贖金，田甘霖一家始被釋放。

後來，督師文安之幾經周折，含辛茹苦潛行群山到達鄂西，深入抗清農民軍駐地，“依劉體仁（純）以居”，與大順軍老將合作，共圖抗清大業。當時川、鄂邊境的各路武裝“眾猶數十萬”，統稱夔東十三家。其中主要是劉體純、李來亨等領導的大順軍餘部，此外還有一些“嘯聚山林”的烏合之眾，如反覆無常的地主武裝譚弘、譚詣，一味守土保寨的王光興等，“各自雄長，不相統屬”。更有打著抗清旗號的隊伍，卻幹著擾民勾當，可謂是真偽難辨，魚龍混雜。

文安之遍巡鄂西山區。“日以忠義激勵諸鎮，銳意復興”，除廣泛結納各部首領外，還設法爭取世居湘、鄂、川、黔邊境地區的容美土司加入抗清行列。

容美宣撫使唐鎮邦擁兵自雄，文安之“知其才”，親臨山高林密的白溢寨（今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縣境內）。曉以大義，多方斡旋，因勢利導，使其“挈眾來歸”。又至土司田氏處，溫言撫慰，談詩論文，緩和了田氏與十三家的仇怨。

及至西南兵敗，文安之聽到滇土盡失，西南邊陲易幟。永曆逃入緬甸的訊息後，沉痛地感到“收蜀以迎蹕”的願望斷難實現，憂憤致病，“薨于軍中”。

容美土司田甘霖得知其殉難後，飽含悲痛寫下了《哭文相國時困巴東作》：炎海瘴江幾度深，君恩未報卻相侵。經論漫措擎天手，慷慨孤懸夾目心。虎豹重關何處覓，嘯吟多句獨堪欽！可憐杜宇春來恨。啼向愁人淚滿襟。表達了對友人的崇敬與同情，同時也傾訴了自己的家國之痛。

文安之是有明自天啟迄永曆的“歷朝人望”。這無庸諱言。作為南明統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他同抗清農民軍首領在“扶明”與“聯明”的wenti上，無疑存有分歧觀念。但他的獨到之處是在民族矛盾上升時期悉心鑑衡，能與農民軍求同存異，並能聯合這些武裝堅持抗清鬥爭，足以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

文安之說過：“予惟舊史。得紀新勳”，要以“立德、立言、立功”來自勉。他在高度愛國熱忱的支配下，能夠體察民意，見危受命，身居抗清第一線。與農民軍風雨同舟達十餘年之久，雖屢受挫折而矢志不移，近於垂垂暮年而壯心不已，為恢復河山鞠躬盡瘁，為實踐“三立”的諾言直到以身殉職，的確無愧為南明的有勳之臣。

由於文安之的卓然工作，很多土家族的頭renmen尊稱文安之為“文國相”，並樂意籌辦軍餉。同時，文安之也幫助農民軍克服了流寇主義，慘淡經營之下，能以貧瘠的巴巫山區作為抗清根據地，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固然是農民軍艱苦奮戰的結果，但與文安之的精心排程也是分不開的。

而歷史上，文安之死後，川、鄂邊境的抗清組織再度失去了統一指揮。如果他仍健在的話，在清軍的“會剿”之下，十三家應該能夠聯合、協同作戰，雖然不敢說能要破清廷的會剿，卻會給清軍造成更大的損失。

人雖亡，政猶在。現任夔東地區的最高長官黎維祚便對文安之的“屯田自給，興鹽鐵之利，與民公買公賣”等善政讚賞不已，很多政策不加改變便繼續實施，又效仿文安之親入土蠻，爭取各部土官的支援，以解決軍隊的給養，壯大抗清的武裝力量。

而封官授印的親善安撫固然重要，但對投靠滿清，堅持與明為敵的土司，黎維祚也決心堅決予以打擊，以震懾其他。其中，屢次抗拒明軍的保靖、石柱土司彭氏便是重點目標。

既已經定下了向鄂西川東移民發展的大戰略，地方上的阻礙便必須要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