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過。”

初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象利瑪竇、湯若望等人，一踏上中國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

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比如徐光啟、孫元化等，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就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

但隨著利瑪竇去世，狂熱的傳教士佔了上風，認為利瑪竇等人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天主教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明末的“南京教案”便是狂熱派與中國禁教派爆發矛盾的一次衝突，使教會遭到了損失和限制。

“入鄉隨俗是應有之義。”朱永興拿出了自己對天主教的意見，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又摒棄糟粕，他還是下了些工夫的，“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亦可遵行。既為吾國之民，縱是教徒，亦當支援政府，參加政府支援的任何組織及其活動”

“中國的偉大是舉世無雙的，當然這是在沒被韃靼人佔領之前，缺陷是還沒有沐浴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保羅已經快五十歲了，清兵入關前便在南方傳教，他見到的多是江南的繁華，而不瞭解北方的貧苦，當繁華被戰火毀掉之後，他對清廷並沒有什麼好感，“而且，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物件，這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殿下所說的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