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吳三桂在奏章中極盡悲痛，言說已趕來京師，要哭拜順治。

可還沒等清廷做出決定，短短几日內吳三桂又來了奏摺，言說水西叛亂已經蔓延猖狂，遷延時日便會勢大難制。為了黔省安危，為了抵擋滇省明軍，他只能先“親率大軍早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斷滇省偽明內外夾攻之念”。奏章一到，京師的吳應熊便開始活動，重賄四位輔政大臣，為其父說項。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即便知道吳三桂說的多半是假話，其對清廷的忠誠已經大打折扣。四位輔政大臣也認為此時不可逼迫，應以安撫為上。吳三桂雖然不賣力，或者與偽明有所勾連，但到底還沒有真正反叛。正因如此，明軍才未能長驅直進，還是隻能踞於一隅之地。

從忠誠到搖擺。吳三桂的變化令清廷惱怒，但到底還屬於可爭取、利用的，清廷還沒傻到把吳三桂硬逼到明軍一邊。安撫歸安撫，提防卻是不可或缺。因此，在這種不太確定的形勢下，原定的愛星阿和禁旅八旗南下便被推遲，清廷要重新商議，重新選擇投入兵力的最佳方向和地點。

同時，以四輔臣為執政核心的清廷還需要不斷調整統治政策。收服人心，穩定秩序。連年的戰爭，已經使清廷的財政不堪重負；南明勢力的再度興起，又使清廷意識到要統治占人口大多數的漢人，適當放寬政策，與南明爭取民心也非常重要。

於是，清廷出現了兩種觀點，兩派人物。一派認為在經濟上應實行輕徭薄賦、更名田（即被清廷免價給予佃戶耕種的明代藩王莊田）。發展生產；在政治上，注意整頓吏治。有步驟地打擊江南漢族地主士紳階級，放慢攻打南明